2010年底“阿拉伯之春”爆发后,西亚北非地区陷入持久的政治动荡:埃及穆巴拉克政权倒台,利比亚卡扎菲与也门萨利赫相继丧生,叙利亚内战至今未息。然而,在多米诺骨牌式的政权更迭中,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展现出了独特的政治韧性。尽管21世纪以来国内抗议浪潮层出不穷,且面临特朗普的“极限施压”制裁,伊朗并未重蹈其他中东国家的覆辙,国内也未形成类似利比亚或叙利亚那样的武装反对派力量。这种强大的内部韧性,与伊朗的历史积淀及现实状况密不可分。
01 大一统国家与宗教宽容政策
伊朗内部韧性与其古代大一统国家和近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历史息息相关。历史上,两大波斯帝国的幅员辽阔。其中,阿契美尼德帝国的疆域西起巴尔干半岛和埃及,东至印度河流域,统治着安纳托利亚、塞浦路斯、美索不达米亚、黎凡特、阿拉伯东部部分地区以及中亚大部分地区。在伊朗被阿拉伯人征服,信仰被伊斯兰化以前,琐罗亚斯德教、摩尼教、犹太教、基督教和佛教都在帝国疆域内存在。这种多民族大一统王朝奠定了伊朗宽容的宗教和民族政策。

图源网络:阿契美尼德帝国疆域图
在什叶派作为国家主要信仰的今天,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仍秉持宗教宽容的政策,基督教、犹太教和琐罗亚斯德教受到官方的承认和保护,并在伊朗议会中拥有保留席位。此外,伊朗拥有穆斯林世界和中东地区第二大的犹太社区。逊尼派也在伊朗广泛存在,相关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据估计伊朗有47291座什叶派清真寺和10344座逊尼派清真寺。多种宗教也在伊朗和谐共生。

笔者摄:2024年德黑兰圣萨尔基斯大教堂的亚美尼亚大屠杀纪念碑

笔者摄:2024年德黑兰的圣萨尔基斯大教堂内

图源网络:德黑兰的优素福·阿巴德犹太教堂

朋友摄:伊朗的亚美尼亚圣诞老人
在民族上,伊朗强调共性而非差异。从巴列维王朝至今,伊朗国民身份证上的信息仅有6点:波斯语全名、父名、出生日期和地点、身份证号码、发卡日期和到期日期、持卡人照片。身份证并未列出民族信息,日常交流通常用波斯语,这种方式强调了“伊朗人”共性。
这种多种宗教和谐共生,和平发展的景象与当前叙利亚因教派不同而爆发的战斗和杀戮呈现出截然相反的光景,这也意味着在伊朗利用宗教矛盾引发内乱相当困难。

图源网络:伊朗身份证模板
02 民族国家建构与“伊朗人”身份认同
在近现代的民族国家建构进程中,伊朗早已经历过外国势力利用少数民族抗衡中央政府的历史。
阿拉伯人是伊朗主要的少数民族之一。20世纪初,胡泽斯坦省(旧称“阿拉伯斯坦”)处于阿拉伯部落的实际控制下。英国为保障石油利益,长期扶植阿拉伯部落酋长谢赫·哈扎尔抗衡伊朗中央政府。礼萨·汗掌权后,通过军事征服铲除部落势力,终结了内外勾结的分裂局面。一位伊朗学者告诉我,礼萨·汗时代的国家军队建设,进而让这些部落民摆脱了“部落认同”。

图源网络:胡泽斯坦省阿拉伯部落酋长谢赫·哈扎尔
经过半个世纪的民族国家建构,至1980年两伊战争爆发时,伊朗阿拉伯人已确立坚固的国家认同。尽管萨达姆试图借“卡迪西亚战役”(萨珊波斯帝国在此战失利后被迫撤出美索不达米亚,阿拉伯军队得以进入伊朗高原,最终灭亡萨珊波斯帝国)的历史记忆,以“阿拉伯解放者”姿态煽动伊朗阿拉伯人,但应者寥寥,绝大多数当地阿拉伯人以“伊朗人”的身份为国而战。

图源网络:两伊战争期间,一名伊朗士兵正在救助受伤战友。墙上用波斯语写着:“我们将誓死捍卫祖国,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
值得注意的是,伊朗阿拉伯人有许多为什叶派,他们在“伊朗人”认同的基础上与当前伊朗的宗教认同高度绑定。其他少数族裔同样如此,笔者德黑兰住处附近的菜店员工几乎全部都是库尔德人,他们自认为是“伊朗库尔德人”,并且奋力工作试图在首都立足。

笔者摄:库尔德菜店员工
总之,今天的伊朗虽然仍存在一些分离主义势力,但他们并非一个世纪以前拥有独立经济基础的半自治实体。对外国势力来说,他们面对的也并非百年前松散的地方部落联盟。那个曾经允许外部势力通过收买部落酋长来动摇中央政府的社会基础,已经不复存在。
03 反对外国干预与反对君主制
尽管在“12日战争”和近期抗议中,流亡美国的礼萨·巴列维(巴列维王朝末代君主之子)频繁在媒体发声,展现出“伊朗接班人”的姿态,但他作为外国势力的代言人和君主制的化身在今天的伊朗并无深厚根基。当前伊朗部分年轻人怀念前朝的繁荣经济和世俗社会,而作为社会中坚的长辈却熟知历史。甚至海外伊朗人群体也并非完全认同礼萨·巴列维。此前,美国一支反对伊斯兰共和国的游行队伍遭到一辆货车冲撞,车身上明确打出标语:“不要国王,不要政权。美国:不要重蹈1953年的覆辙。不要毛拉。”这一标语不仅反对巴列维王朝,更直指1953年英美联手策动颠覆伊朗的穆罕默德·摩萨台政府的“阿贾克斯行动”(这次行动是英美政府发起的,为了保护各自在伊朗的石油利益,决定推翻维护伊朗石油利益的时任伊朗民选首相摩萨台,扶持国王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
1953年政变的直接后果是国王权力的无限膨胀,巴列维国王的身份也蒙上外国代理人的阴影,从而加剧了1979年伊斯兰革命的反美性质——正是美国的干预才让国王维持长达25年不得人心的统治。这种依附性的权力来源,使得君主制在本质上与伊朗追求独立自主的历史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因此,只有废除君主制本身,才能实现国家政治的现代化和终结外国的干预。
事实上,伊朗学者对自身的民主制度相当自豪。一位德黑兰大学的教授曾分析伊朗与阿联酋的“现代化”和“现代性”。他认为,阿联酋发达的物质社会代表着“现代化”,但与实行总统制和议会制的伊朗不同,奉行君主制的阿联酋缺乏政治的“现代性”。因此,即便礼萨·巴列维以“伊朗接班人”自居,他也无法成为伊斯兰共和国反对派的核心,更无法实现社会的广泛动员。他更像一个伊朗人抱怨现实的“符号”。

图源网络:礼萨·巴列维
04 现存反对派与伊朗核心力量
伊朗现存的反对派主要可分为三类:巴列维保皇派、人民圣战者、分离主义势力。
如前所述,礼萨·巴列维很难成为反对派的核心。虽然他受到西方亲以色列势力的支持,但西方主导的民调显示,他并非一位合适的“领导人”。荷兰蒂尔堡大学声称在2024年6月对伊朗境内超过77000人进行了民意调查。结果显示,三分之一的伊朗人强烈支持巴列维,而三分之一的人强烈反对他。然而,那些支持者并不是拥戴他,只是目前没有别的人选或者将他视作过渡领导人。
在政体上,89%的伊朗人表示支持民主。在制度上,26%人支持世俗共和国,21%支持君主制。在政治实践上,西方记者指出礼萨·巴列维在2023年与伊朗侨民建立的联盟不到两个月就宣告破裂,证明他难以与海外伊朗世俗派建立短期团结。
人民圣战者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曾一度活跃,但因在两伊战争期间支持伊拉克遭到伊朗国内唾弃。西方学界普遍认为,该组织在伊朗国内几乎没有真正的民意基础。人民圣战者曾拥有一支专门的武装力量“伊朗民族解放军”,但已于2003年解散。目前,人民圣战者约有近万名成员。伊朗全国抵抗委员会通常被视为人民圣战者的分支,他们希望建立一个民主制政府,认为礼萨·巴列维“从未与他父亲的罪行划清界限。”。
分离主义势力方面,主要有库尔德分离运动、俾路支分离运动、阿拉伯分离运动和阿塞拜疆分离运动。这些分离主义运动并未形成全国性的统一反抗力量,其中俾路支分离运动最为活跃,2025年8月曾袭击伊朗锡斯坦—俾路支斯坦警察,造成5人死亡。
相较于这些反对派,伊朗凭借伊斯兰革命卫队及旗下的巴斯基民兵具有极强的动员力和凝聚力。革命卫队作为伊朗重要军事力量,不仅肩负着国防重任,更兼具捍卫伊斯兰革命成果的政治使命。他们还作为伊朗极为重要的经济存在维护着社会的经济运转,是伊朗不可或缺的稳定压舱石。革命卫队不仅承担着大量水利、交通、能源及石化领域等攸关国计民生的工程项目,还拥有大量公司,对伊朗经济有巨大影响力。
而革命卫队旗下的巴斯基民兵广泛存在于伊朗社会各处,是一支极具动员力的力量,2016年伊朗法尔斯通讯社称巴斯基共有2380万人。笔者曾观看2025年1月德黑兰举行的巴斯基阅兵式,据称有10万名成员参加。除维持社会治安外,巴斯基实际上承担了大量非政府组织的职能。在自然灾害救援、公共卫生运动以及扶贫济困方面,巴斯基凭借其遍布城乡的基层组织,提供了不可或缺的人力支持。这种服务型的存在方式,增强了基层民众对巴斯基的信任感与依存度。

图源网络:法尔斯通讯社对巴斯基人数的报导

笔者摄:巴斯基阅兵队伍

笔者摄:巴斯基阅兵式展出的导弹
在维护伊朗内部凝聚力方面,革命卫队负责处理宏观层面的国家安全与战略经济命脉,确保伊朗在地缘政治博弈中的自主性。巴斯基则负责微观层面的社区凝聚与社会互助,填补了一些行政力量未能顾及的空白。两者共同承担着维护伊斯兰革命价值观的职能。通过定期的文化活动、宗教仪式及教育培训,它们在社会中不断强化国家认同与集体主义精神,这种软实力的构建对于抵御外部冲击起到了积极的防御作用。

笔者摄:巴斯基阅兵式展出的“以色列棺材”
结语
历史上,伊朗大一统国家的历史奠定了宗教宽容的社会环境,使得极端宗教仇恨缺乏生存的土壤。而1953年“阿贾克斯行动”的历史记忆也强化了伊朗人对外国干预的排斥情绪。在现状上,反对派力量的缺失是美国对伊政策失效的关键。再加上伊斯兰共和国内部的凝聚力生成机制,即便伊朗社会长期存在抗议活动,却始终无法凝聚成统一的政治力量。此外,伊朗周边国家(如伊拉克、叙利亚)的动荡局势,在客观上强化了伊朗民众对于国家稳定与领土完整的诉求。
在应对美国经济制裁和国内抗议问题上,伊朗展现出强大的内生韧性。然而,当前伊朗深陷经济危机,美国摆出“战与和”选择题,将“外战”摆在面前,伊朗的内部凝聚力无疑面临着更加艰难的挑战。
本文首发于腾讯新闻,转载于西北大学伊朗研究公众号,原文链接:https://view.inews.qq.com/a/20260210A02A1Z00?no-redirect=1
作者:谢书缘,西北大学区域国别学院博士研究生,2024年10月至2025年6月在伊朗德黑兰大学访学,亲历伊朗与以色列之间的两次军事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