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监护委员会“把关”，哈梅内伊意在求稳

在历次伊朗总统选举中备受争议的，负责审核总统候选人资质的机构是伊朗宪法监护委员（Guardian Council）。根据伊朗宪法，宪法监护委员会有三个主要职能：一是审核议会通过的决议或草案是否符合伊斯兰教原则和伊朗宪法；二是对包括总统选举、议会选举和专家会议选举在内各项选举的候选人进行资格审查；三是监督选举。宪法监护委员会由12名成员组成，其中6人是由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直接指定的教法学家，另外6人由司法总监提名，由议会选举产生，而司法总监则是由哈梅内伊直接任命的。基于伊朗的上述制度，哈梅内伊可以通过直接和间接的手段影响宪法监护委员会，其决定将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哈梅内伊本人的意愿。

当地时间2024年5月10日，伊朗德黑兰，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抵达德黑兰参加议会决选投票。

在本次选举中，宪法监护委员会否决了前议长拉里贾尼、鲁哈尼政府的副总统贾汉吉里以及前总统艾哈迈德-内贾德的参选资格。拉里贾尼是一名温和的保守派成员，曾于2008年至2020年连续三届担任伊朗议会议长，在伊朗政界具有较高声望，也是公认的有能力竞争总统职位的候选人。贾汉吉里则是改革派当前的主要人物，曾于2013年至2021年担任鲁哈尼政府的第一副总统，被认为是鲁哈尼的继承人。

有分析指出，宪法监护委员会取消上述两人的候选资格，是在为保守派候选人清除潜在的竞争对手。多家外媒分析认为，新一任伊朗总统将在卡利巴夫和贾利利两人之间产生。对此，李福泉认为，宪法监护委员会在审核候选人的资格时，会综合考虑候选人的政治倾向、与领袖的关系、对体制的态度等方面的问题。通过资格审查这一过程，宪法监护委员会可以很大程度上影响选举结果，把部分有政治实力、但被伊朗高层认为不适应于政权发展方向和国家利益的候选人排除在外。“宪法监护委员会这一决定，很大程度上也体现着哈梅内伊和伊朗高层求稳的意愿。”李福泉说。

除了温和派和改革派候选人被取消资格，前总统内贾德也同样被取消了候选资格。内贾德曾于2005年至2013年期间担任两届伊朗总统，以奉行强硬的对外政策和大力推进伊朗核计划而著称，是一位争议很大的政治人物。在2017年的总统选举中，内贾德被取消了参选资格。就内贾德未能通过资格审查一事，李福泉认为，“内贾德在伊朗政坛早已被边缘化了，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他与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矛盾公开化，因此不可能被伊朗高层所接受。”

李福泉进一步分析指出，内贾德在担任总统期间大力宣扬马赫迪即将复临（注：根据伊斯兰教什叶派的教义，什叶派的第十二任伊玛目会以救赎者马赫迪的身份重临世间，随后领导正义力量与邪恶力量对抗，最终消灭邪恶、恢复正义，为末日审判做准备），这一说法威胁到了伊斯兰共和国和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权威。此外，内贾德将民粹主义作为获得选票的手段，提出了“将石油收入反映在老百姓的餐桌上”的口号，实行广泛的补贴政策，这种民粹主义政策对于伊朗经济长远发展不利。“内贾德参选会制造伊朗政府内部的矛盾，对伊朗的长远发展是不利的，因此遭到否决是一种必然。”李福泉说。

改革派遭边缘化，是否还有一丝机会？

伊朗改革派阵营曾在伊朗政坛发挥重要作用。伊朗前总统哈塔米和鲁哈尼都属于改革派阵营，各自执政长达8年时间，在伊朗政坛也拥有广泛影响力。然而在本次获得通过的总统候选人中，仅有一名改革派候选人入围。69岁的佩泽什基安（Masoud Pezeshkian）是伊朗议会议员，在议会中代表伊朗西北部城市大不里士，曾在2001年至2005年期间担任卫生部长。分析指出，宪法监护委员会允许佩泽什基安参选是一种选举策略，旨在利用资历较浅的改革派候选人提升总统选举的投票率，且不会威胁到保守派候选人。

对此李福泉认为，伊朗改革派阵营的边缘化与当前的国际形势密切相关的。此前，属于改革派的哈塔米政府和鲁哈尼政府都把改善对美关系作为外交上的首要任务，但都遭到失败。特朗普政府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对鲁哈尼政府和伊朗的改革派构成了重大打击。因此可以说，美国对伊朗的打压越重，伊朗国内的改革派阵营声音越小。此外，哈梅内伊年事已高，伊朗也进入了领袖交接班的关键时期，在这种情况下更不利于改革派发挥作用。

至于为什么宪法监护委员会选择允许佩泽什基安参选总统，李福泉认为，这是一种策略安排。如果不允许任何改革派参选，那就很难给伊朗老百姓一个交代。选择一个资历较浅，竞争力较弱的候选人作为陪衬，可以一定程度上激发伊朗人的投票热情，提升伊朗总统大选的投票率。“如果候选人全部由保守派组成，那许多支持改革派的年轻人就不去投票了。正如伊朗上一次议会选举和总统选举所表现出的，这并不是一个好的迹象。”李福泉说。

不过李福泉也认为，不能完全排除出乎意料的情况出现。如果佩泽什基安能够赢得改革派阵营支持者的积极投票，佩泽什基安仍存在进入第二轮投票的可能性，届时可能激发倾向改革派阵营民众的投票热情。不过总体来看，卡利巴夫和贾利利两位保守派候选人显然占据优势。

相较于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广泛影响力，伊朗总统的实际权力较小，重要性相对有限。李福泉认为，尽管伊朗总统是仅次于最高领袖的二号人物，但总统在内政外交的重大问题上不具有最终决定权，很大程度上只是伊朗政治体系的一个执行者。因此，不应夸大总统选举对于改变伊朗内政外交的整体政策的作用。

最高领袖继承人问题仍不明朗

如今哈梅内伊已年满85岁，自1989年起担任伊朗最高领袖已有35年；此前，莱希曾被广泛认为是哈梅内伊的继承人，但今年5月19日莱希不幸坠机遇难，让哈梅内伊继承人的问题早再次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

对于本次总统选举结果是否将影响最高领袖继承人的人选，李福泉给出了否定的答案。李福泉指出，根据伊朗宪法规定，只有符合一定条件的教法学家才有资格担任最高领袖。而在本次总统选举获准参选的6名总统候选人中，只有普尔-穆罕默迪这一位候选人是教法学家。李福泉认为，此次当选的伊朗总统大概率不是一个宗教学者，即使当选了总统也不可能成为下一任最高领袖。

李福泉进一步指出，基于目前的情况，还很难讨论下一任最高领袖可能是谁。不过可以确定的一点是，最高领袖的继承人不可能出自改革派阵营，无论是哈塔米还是鲁哈尼，抑或是伊朗首任最高领袖的孙子哈桑·霍梅尼，都是完全不可能的。

伊朗最高领袖由伊朗的专家会议（Assembly of Experts）选举产生，终身任职。担任最高领袖这一职务需要满足一定要求：一是必须在形式上满足担任最高领袖的宪法要求，必须是具有相应宗教身份和资格的教法学家；二是必须忠于并认同伊朗现行的体制；三是应具备一定的从政经历和政治能力。

但李福泉强调，伊朗最高领袖的产生首先遵从的是政治逻辑而非宗教逻辑，宗教身份的要求只是一个资格要求。而政治因素，尤其是对体制的忠诚和认同，以及相应的政治能力，才是第一位的。除此之外也应看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体制，尽管面临内外危机，仍然在正常运转。只要整个体制仍然存在，伊朗的内政外交大方向就不会改变。“无论将来谁成为伊朗最高领袖，大概率是可以平稳度过这一难关的。”李福泉说。

谈及伊朗政府目前的工作重点，李福泉认为，自莱希就任总统之后，伊朗政府把发展国内经济作为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对待的。由于伊朗国内日益严重的经济问题，伊朗民众示威游行的频率越来越高，哈梅内伊和伊朗政府对此都有非常清醒的认识。

自美国特朗普政府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以来，伊朗遭受了来自美西方国家的多轮严厉制裁，经济发展遭受严重打击。尽管根据伊通社报道，伊朗上一财年的GDP增长达到了5.7%，是自2017年以来最高增长速度，但伊朗仍面临严重的失业和通货膨胀问题。据Responsible Statecraft报道，伊朗的通货膨胀率长期维持在30%以上，居民支出水平仍未恢复到特朗普重启制裁之前。

“自莱希就任总统之后，一方面有强烈的意愿去发展伊朗的产业和经济，另一方面在外交层面向东看，包括采取睦邻友好政策，和沙特等阿拉伯国家的关系正常化，其实都在为发展国内经济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李福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