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中东研究所
黄民兴
中东研究所原所长
岁月如梭，一晃之间我到中东研究所工作已经有整整22个年头了，开始接触中东所则已经有30多年了。感慨之余，往事历历在目。
黄民兴教授
一、青年学子 投身科研
我是77级大学生，也就是“文革”结束后恢复高考的第一届大学生，当时进入西北大学历史系历史专业就读。记得在1981年夏报考研究生前，曾经找过中东研究所了解情况。当时的中东所在西校门附近招待所楼里的一层，大门面对东边，办公室都比较小，光线也暗。所办公室里坐着一位年长的学者，面貌慈祥，后来我才知道他就是副所长周泽煃老师。
周老师听我说明了来意，然后说，中东所现在不招研究生。但一转身，他拿来一本英文著作和英汉辞典，找出一段话让我翻译。这是有关埃及阿拉比起义的内容，我借助辞典很快翻译完了。周老师挺满意，建议我还是报考历史系。
我最终考上了彭树智老师的世界近现代史专业研究生。在确定录取之后，彭老师把我和同时录取的孟庆顺请到家里，他认真询问了两人的研究旨趣，根据个人喜好分别确定了我们的研究方向：国际共运史（庆顺）和民运史（我），这正好是他自己的两个方向。彭老师给了我一本美国著名学者杜普雷的百科全书式的英文著作《阿富汗》，让我翻译。这本书很厚，包括阿富汗的地理、人文，但主要是通史。因此，我在大学的最后一个学期里，除写毕业论文外，主要工作就是翻译这本书的通史部分，虽然里面有许多不好译的专有名词，但我译的速度很快，到研究生入学后的第一学期就基本译完了。通过翻译，自己正式进入了中东研究的专业领域，对阿富汗的历史有了较多了解，不但英文有提高，而且熟悉了许多专有名词。1983年寒假，我又翻译了一部字数较少的阿富汗游记，彭老师把杜普雷的通史的现代部分与这部游记合为一书，约29万字，作为供学生世界现代史的课外阅读材料之一油印出版。这是我的第一个专业成果。
中东所所长彭树智教授与博士生黄民兴和孟庆顺在上课
（右一为黄民兴教授）
1982年7月，中国中东学会成立，秘书处设于西北大学中东所，招待所大楼的大门外因此挂上了“中国中东学会”的白色木牌。在校园里，许多来往的师生都能看到这块木牌，中东所的名声因此传开了。1990年12月，中国中东学会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大会决定将秘书处迁至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至此，这块木牌的历史使命才宣告完成。
1982年春，我开始了研究生学习（我们这一届本科生推迟半年入学，毕业也随之推迟）。我的本科毕业论文是关于拉丁美洲近代史的，彭老师曾考虑让我继续这一方向。但研究生入学后，他决定我还是学习中东史，因为中东所有大量外文资料。这些资料让我们大开眼界，有中、英、俄、德、阿拉伯文的大量专业书籍和刊物，而由于研究所房子太小，各种资料不得不按语种和类型而放到不同房子里，并由懂得相关语言的研究人员管理。例如，英文期刊就由王铁铮老师管理，他平时就在那间房子里从事科研工作。
我在确定硕士论文题目之前，彭老师曾与阎瑞松老师讨论过，因为我曾考虑写埃及现代史的论文。不过，阎老师说相关资料比较少，彭老师最终建议我还是搞阿富汗史，题目确定为“1953—1963年达乌德首相执政期间阿富汗的经济、社会与外交”。通过毕业论文的写作，自己初步掌握了从事科学研究的方法，也对以阿富汗为代表的中东非产油国的社会经济和对外关系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在撰写论文期间，我从中东所获得了不少研究资料，在此期间王铁铮老师帮了很大忙，我们也结下了深厚友谊。
1983年，中东学会年会在西北大学召开，我们旁听了会议，见到了许多著名学者和从事中东研究的各界人士。晚上，在学校大礼堂放映了几部中国20世纪50年代有关少数民族调查的纪录片，都是黑白片，看上去很旧了，但很有意思。其中，一部有关维吾尔族的纪录片特别引起了我的注意，不单是因为它与伊斯兰教有关，而且因为新疆与阿富汗接壤，文化风俗相近。片子里提到了维吾尔族人吃的“馕”，我突然醒悟到这正是我苦苦寻找的阿富汗面食“纳恩”的正确译名（二者均为波斯语）。
硕士毕业之后，我留系任教，从事世界现代史教学，研究对象则仍为中东史。1985年，中东学会再次在西安举行年会（会场在解放军西安政治学院招待所），自己也没有完整地参加完会议。1987年，我和庆顺以在职教师身份（以及云南大学的张润民）成功地考上了本系的世界地区史·国别史（南亚·中东）专业的第一届博士生，再次成为彭老师的学生。在上博士研究生时，我们三人参加了彭先生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七五”规划项目“中东近现代史研究”。当时，彭先生决定该项目完全由我们具体承担，他自己只撰写前言和后记，我们的具体分工是庆顺负责二战以前的历史，润民负责二战史和国际关系史，我负责战后的经济、社会和思想文化。这本书最后顺利完成并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书名是《二十世纪中东史》，在国内反响良好，并于20世纪末被教育部确定为全国研究生教学用书再次修订出版。此外，我和庆顺还参加了由彭老师主持的中东所课题“中东国家和中东问题”的写作，该书于1991年出版（河南大学出版社）。
1989年10月，我受系上派遣前往英国埃克塞特大学政治学系进修，导师为著名学者、英国中东学会秘书长蒂姆·尼布洛克和埃及裔英国学者纳齐·阿尤比。在埃大，我把沙特阿拉伯人力资源研究确定为博士论文题目，开始系统地搜集资料。之所以确定这个题目，是想接近尼布洛克的研究领域，后者以海湾研究见长。在英国，我搜集了相当丰富的研究资料，尤其是美国的各种博士论文。通过相关研究，自己对中东产油国的经济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1990年10月，我结束学业回到国内。
1991年夏，我和庆顺进行了博士学位答辩，有幸成为中国第一批中东研究的博士。[1]在答辩会结束时，彭先生根据清朝大书法家邓石如的书房对联赋联一句：“春风大雅有物量，秋水文章无飞尘”。[2]此联表现了他的欣喜之情，但我自己仍然觉得有些惭愧。
也在1991年夏，彭先生担任文博学院院长届满，成为中东所专职所长（他于1986年11月兼任此职），文博学院南亚中东研究室（博士点）也随后迁入中东所。尽管在文博学院收入更高一些（学院有创收），也能充分发挥我的教学天赋，但我和庆顺还是义无反顾地决定一起去中东所，以便全身心地投入中东研究。1992年8月2日，我到中东所报到。次日，所里为我们举行了一个欢迎会，摆上了葡萄、枣子、黄河蜜和饼干，我产生了一种回家的感觉。这样，我与中东研究所的关系就从外围进入内部，真正成为这个研究所的一员了。
1991 年世界地区史·国别史（南亚·中东）专业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成员和答辩人在文博学院大楼前合影
（右一为黄民兴教授）
二、万众一心 勇克难关
当我和庆顺来到中东所时，周泽煃老师已经退休。其他多数老师，我已经在多年与中东所的交往中逐渐认识了。在年长的老师中，姚宇珍老师的俄语非常好，当年曾在莫斯科大学留学，对海湾地区的经济很有研究，发表过许多论文和译文；黄运发老师是北京大学阿拉伯语专业毕业，曾到过多个阿拉伯国家，对阿拉伯古代史和阿拉伯文化有较为深入的研究；阎瑞松老师是学德语出身，主要从事犹太、以色列研究，翻译过多部有关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著作；朱崇礼老师毕业于中央民院研究生专业，对中东经济很有研究。在中年教师中，王铁铮老师是西大中文系毕业，主要从事沙特阿拉伯和海湾地区研究，他的英语很好，曾就读于西安外国语学校；[3]杨辉老师是陕西师范大学政教系毕业，主要从事巴勒斯坦研究；郭宝华老师人显得很年轻，人称“小郭”，是北京外贸学院（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阿拉伯语专业毕业，主要从事伊斯兰教和也门研究；杨增耀老师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从事中东历史、经济研究，后来独自一人转向中亚研究。在年轻教师中，王新刚与我同年，毕业于英语专业，开始随朱崇礼老师从事中东经济研究，后随彭先生上研究生，转而从事中东史研究；林松业毕业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专业，英语很棒，主要从事海湾地区经济研究；李凉比较年轻，毕业于南开大学历史系，英语也很好。当时中东所有四个研究室，即中东国际关系研究室（主要从事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研究）、中东历史研究室（主要从事中东历史研究）、中东宗教文化研究室（主要从事阿拉伯历史、文化研究）和中东经济研究室（主要从事石油和中东国家发展战略研究，尤其是海湾地区）。
还有王怀德老师，他原为中东所副所长，于1983年离开中东所去历史系。他为人和气，对伊斯兰教很有研究，俄语也很棒，我在历史系上学时就听过他开的伊斯兰教史选修课。
由于受整个大环境的影响，中东所以往的研究缺乏规划，虽然一些领域在国内也很有声誉。彭先生来中东所以后，加强了集体攻关，确定了“历史与现状相结合，以历史为重点；基础与应用相结合，以基础为重点”的办所方针，并从相关主管部门争取到一些大项目，组织团队进行科研，使整个研究所面貌一新。
除了前面提到的《二十世纪中东史》和《中东国家和中东问题》两书，我还陆陆续续参加了其他一些重要的集体项目，如《阿富汗史》（彭树智主编，陕西旅游出版社1993年版）、《中东画卷——阿拉伯人的社会生活》（黄运发、黄民兴，辽宁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以色列政治制度研究”（教育部社科基金课题，负责人阎瑞松老师；成书为《以色列政治》，阎瑞松主编，西北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伊斯兰教与中东现代化问题研究”（教育部“八五”规划重大课题，负责人彭树智老师；成书为《伊斯兰教与中东现代化进程》，彭树智主编，西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沙特阿拉伯的君主制、家族统治的历史与现状及其与伊斯兰教的关系”（国家社科基金“八五”规划项目，负责人王铁铮老师；成书为《沙特阿拉伯的国家与政治》，王铁铮主编，三秦出版社1997年版）和《中东史》（彭树智主编，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等。
尽管参与集体课题花费了时间，但同时也为扩大研究视野创造了有利条件。自己的硕士论文主要是战后早期阿富汗的社会经济和外交，而阿富汗是中东边缘的一个非阿拉伯国家，其政治和经济分别属于君主制和非产油国类型。通过参与《二十世纪中东史》的研究，我开始涉及包括产油国和非产油国在内的整个中东地区的社会经济史，以及中东的民族主义、科技文化、价值观念、少数民族等。参与《中东画卷——阿拉伯人的社会生活》一书的写作，促使我搜集和整理了一些有关阿拉伯社会的资料。参与《伊斯兰教与中东现代化进程》课题，使我对中东阿拉伯国家的民族主义运动及其与伊斯兰教的关系获得了较为全面的认识。参与《以色列政治》课题则使我第一次脱离了伊斯兰国家的范围，开始深入了解这个独特的拥有民主体制的犹太国家的历史、政治和社会，以及其中的巴勒斯坦社团。另外，我还独立承担了两部著作的写作，其中博士论文《沙特阿拉伯——一个产油国人力资源的发展》（西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使我首次对海湾产油国社会经济和政治有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中东国家通史·伊拉克卷》（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使我第一次对作为中东和阿拉伯民族主义核心国家之一的伊拉克历史有了较为全面深入的认识，而伊拉克既是共和国也经历过君主制的发展，同时也是不同于沙特阿拉伯的产油国（伊拉克人口较多，历史悠久，经济基础较好）。而且，对伊拉克古代史的研究使自己得以对中东历史获得一种整体认识，从而对一些问题有了新的看法，这些都在彭先生主编的《中东史》（我负责古代史部分）和《中东历史与现状十八讲》（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两书中反映了出来。
《中东历史与现状十八讲》
通过上述研究，我对中东的产油国和非产油国、共和国和君主国、阿拉伯国家和非阿拉伯国家，以及中东的历史（包括古代史和近代史）、经济、社会、政治、思想（特别是民族主义）、文化、外交等都有了较多认识，从而为整体把握这一地区的历史、政治和经济社会奠定了基础，尤其是对阿富汗、沙特阿拉伯、伊拉克和以色列这四个国家。因此，也就有了自己以后的一系列成果：在中东民族主义、中东古代史领域的系列论文，有关以色列的著作和译著（《佩雷斯——中东和平进程的推动者》，长春出版社1999年版；合作译著《世界犹太人历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合著《中东史》（负责古代史部分）、《当代中东政治思潮》（王京烈主编，当代世界出版社2003年版）。
三、十年树木 百年树人
在历史系时，当时招收世界史研究生的老师有：世界近现代史专业，彭树智、文暖根；世界古代史，高阳、周桢祥。1986年来到中东所以后，彭先生开始把招收研究生作为研究所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1987年招收了第一届共4名硕士生（朱保平、张道庆、范若兰、张咏梅），当时以他的名义招收，实际培养的导师是周泽煃老师。彭先生对研究生的培养十分重视，亲自给他们上写作课，当时正在上博士的我和庆顺都听了课，我俩还旁听过周老师给他们上的中东研究专业课。
当时招生的名额不多，每个导师最多带3个硕士生，有时只有1个，像阎瑞松老师只带过雷钰一个人。而且，招生的导师年龄也相对较大。1994年，我和王铁铮老师开始招收硕士生，这是中青年教师首次成为导师（我当时是36岁）。我带的第一个研究生是刘维广，他的写作功底比较好，而有趣的是他的本科老师罗志民是彭先生的硕士生。我的第二个硕士生是孙立昕，当时差点儿没有录上，而她是当年应考的唯一的大学生。我给她上课时，面对只有一个学生的小房子，我讲授的激情却一如既往。此情此景在今天的中东所是难以想象的。
彭先生最初带我们的时候，所有的专业课都是他一个人上。但当我和王老师开始带研究生时，已经改为由导师分工上课了，一个导师只上一门专业课，这样比较轻松，而且效果更好。我最早上的专业课是“世界现代史专题”，后来又增加了一门，即“世界近代史专题”。由于自己在历史系主要上世界现代史课，这两门课准备起来都很轻松，它们也都受到了学生欢迎，听课的还有外校的进修教师。然而，1998年春，我从埃及回国后，得知这两门课必须停上，因为根据研究生处的新规定，不能开设与本科生课程重复的课。所里给我分配的新课程是“中东古代史”，这个课不好上，因为我们研究的只是近现代史。不过，由于我在“中东国家通史”中选择了伊拉克卷，已经对伊拉克古代史有了较多了解，而伊拉克古代史基本上涵盖了整个西亚，因而自己就痛快地答应了。
直到今天，“中东古代史”仍然是自己给硕士生上的唯一课程，听课的包括国际关系专业的不少研究生，甚至有博士生。在授课方法上，自己也经历了一个明显的变化过程。最初是普通的讲授，只有大概一次讨论。但在我曾经进修过的英国埃克塞特大学，那里的硕士课程都是讲授与讨论相结合，一般是以轮流的办法事先指定一个硕士生担任主讲人，向所有听课的研究生分发大纲，并做主题发言，其他人补充，最后老师再做全面总结。不过，直到若干年后，我才复制了这一讨论模式，但做了较大变动，就是每位研究生都要发言，最后由我来总结，期末根据各人发言情况打分，列入正式成绩。近年来，研究生处把课堂讨论的做法正规化了，但具体方式由培养单位决定。
在培养研究生的方法上，我自己也受到彭先生很大的影响。彭先生提出“治史五功”，即理论功底、知识功底、外语功底、古汉语功底和写作功底。[4]自己也强调写作与外语、理论是从事科研的三项基本功，并每年坚持给一年级研究生和博士生上写作讲座，迄今已有七八年。同时，我也给研究生布置翻译作业，以提高他们的外语能力。另外，我们也非常强调科研生长点对于青年研究人员的重要性。
1999年，王铁铮老师和我同时晋升为博士生导师，当时我是国内中东研究领域最年轻的博导。从指导硕士生变为指导博士生，这确实是一个挑战，因为博士生培养代表一个国家的学术水平，必须从严要求。如果说理论学习对于硕士生只是开阔眼界的话，对于博士生则是学术发展的根基。而且，中东所以民族主义、现代化等方面的研究见长，这个传统必须保持（彭先生近年来主要讲授文明交往理论，不再讲授民族主义理论）。同年，我们开始给博士生上课，我选择讲授民族主义和现代化理论，并结合自己主持的教育部课题（“中东现代化研究”，2001年）确定具体内容，不断更新。最初，课程主要是讲授，内容包括中东的现代化和现代化理论。后来，讲授方法逐渐定型，大部分是讨论（每位博士生都要发言，最后由我来总结），但也有讲授，而且增加了新的内容，就是与现代化有关的复杂性科学（第三代系统论）和民族国家构建理论。正是我在中学时代就打下的良好的理工基础，为我讲授复杂性科学奠定了基础。从2013年起，又开始增加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讲授）的内容，这对我也不是难事，因为彭先生在本科和研究生阶段都给我们讲过国际共运史的课，它多少勾起了我对往事的回忆。今年夏天，我增加了讨论作为地区研究的中东研究学科性质问题，这与近年教育部开始的建立国别和区域研究基地一事相关。
由于身体原因，彭先生从2011年起不再给博士生上课，只在家里给他自己带的学生讲讲课，这确实令人遗憾。我希望今后能恢复有关文明交往论的博士课程，以保持中东所的这个重要传统。
四、学科建设 永不止步
我一到中东所，就被任命为所里的研究生秘书。作为本单位为数不多的拥有研究生学历的年轻人，这是合情合理的。而实际上，我也承担了科研秘书的工作，尽管正式任命是在若干年之后。因此，我开始广泛参与单位的行政工作。当时，彭先生是所长，王铁铮老师和朱崇礼老师是副所长，马建军是办公室职员。自然，我的工作最初都是日常性的，包括研究生答辩、起草各种文件、材料，等等。
当时，中东所的办公条件是比较差的。20世纪90年代初，所里配备了两台286电脑和一台打印机，但会使用计算机的只有林松业老师和我，我自己则买了一台386电脑。由于硕士毕业后联系出国所需，自己早就学会了使用英文打字机，而打字机的键盘与计算机的一样，因此使用起计算机来得心应手，后来更掌握了五笔字型的输入法。因此，所里的许多文件都是自己输入电脑的，但当时上报文件却要求使用原表，因而不得不采取把文字稿打印出来，再一段段、甚至一行行剪贴上去的方法，十分费事。
从这时起，“学科建设”一词开始进入我的生活。那么，什么是学科建设呢？根据李铁君主编的《大学学科建设与发展论纲》一书的解释，“学科”一词本身应具有两重含义：第一主要是指知识体系或学术分类，含义较广；第二是指为培养人才而设立的教学科目。通常所讲的学科建设中的学科与以上两种含义均有关联，特别是指高校或研究部门为培养高级专门人才而设立的教学科目。这样的学科具备两个显著特点：第一，符合国家标准（GB／T1357—92）中规定的基本条件；第二，正式列入专业目录，并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由高校或科研部门进行培养的学位授予。
由此，学科建设是对学科的发展加以规范、重组和创新，是以学科发展变化为基础的社会行动之一，它不仅涉及学科本身学术水平的思想建设，还涉及学术组织、教育制度和研究资源配置等。广义地说，学科建设涉及社会活动的许多部门，特别是研究教育部门及其各个层次。大学的学科建设是一项综合性很强的工作，涵盖了学校的教学、科研、人才培养、学术交流和基础建设等方方面面的要素。所以大学的学科建设工作是一项综合而复杂的工作。[5]对于中东所而言，它自成立起就一直是一个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对象是中东地区和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历史、宗教、文化和国际关系等，严格地说，属于地区研究的学科范畴。但是，所里的研究生学位点均为历史学科。同时，中东所在改革开放初期缺乏对科研工作的全盘规划，也没有自己的标志性成果，虽然资料建设等方面做得不错。彭先生来中东所以后，经过深思熟虑，在学科建设方面采取了如下一系列措施：
（1）围绕学科建设的需要和自身特长，树立正确的科研方向。沿海地区的国际问题研究机构在了解信息、对外交流等方面占有明显优势，其研究侧重于现状、跟踪和对策研究。相比之下，西大的中东研究人员主要来自世界史专业，学科点也限于历史学，科研注重理论探讨。因此，彭先生重新制定了“历史与现状相结合，以历史为重点；基础与应用相结合，以基础为重点”的科研方针，队伍也向中东史方向凝聚。彭先生提出，中东所要把阿拉伯史、中东断代史和国别史作为重点，以便为中国中东历史的研究奠定基础。他认为，学术史和学科史证明，对各国通史的撰述，最能反映一个国家、一个研究单位学术队伍群体的研究水平，也是学科建设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这反映在《阿拉伯国家史》《二十世纪中东史》和13卷《中东国家通史》等系列成果上。
（2）认真规划重点研究课题，组织集体攻关，出版中东所的自主成果。中东所以往的主要科研成果，或者是科研人员个人的成果，或者是参加外单位的合作成果。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研究所开始高度重视依托研究人员和博士、硕士研究生，联合申报和承担课题，集体攻关，出版完全是自主完成的系列成果。多年来，中东所获得多项国家社科基金和教育部课题，其研究基本上都是联合攻关。通过这种方式，既在较短时间内完成了一批成果，又锻炼了年轻人，凝聚了科研方向，使研究所在国内的影响进一步扩大。
（3）注重教材编写。彭先生认为，他多年教学生涯中最重要的体会有两点，一是教材建设，二是队伍建设。在他的指导下，中东所高度重视研究生和本科生教材的编写。彭先生主编的《阿拉伯国家史》作为本科教材两度再版，最后与《二十世纪中东史》先后被教育部定为全国研究生教学用书出版，使西大在出版世界史类全国研究生教学用书方面居国内高校前列。他还主编了教育部指定的高校教材《世界史·当代史编》等多种世界史教材，其中《世界史·当代史编》于1995年获国家普通高校优秀教材集体一等奖。在教材编写中，在重视综合性、稳定性的同时，中东所十分强调教材的学术性，即把教师的最新科研成果融入其中，提高教材的学术品位和前沿性，强调理论、史实和现实实践的统一，注重知识更新。
（4）以知名学术带头人为中心，加强科研后备人员的培养和学术梯队的建设，探索特有的人才培养方法。彭先生认为，队伍建设是学科建设中的基本建设；而要形成强大的科研实力，更要求队伍具有一定的规模，就外国问题而言，还要求掌握多种语言。彭先生在中国世界现代史和中东史领域享有盛名，加上中东所的研究平台，为培养一支高水平的研究队伍奠定了基础。同时，中东所也成为中国中东研究领域最大的高级人才培养基地，博士生的科研能力普遍较强。目前，中东所的科研人员基本上都拥有博士学位，形成了一支老中青结合、语种和学科较为齐全、实力雄厚的科研梯队。通过脱产或在职攻读学位，以及出国留学深造，科研人员的研究能力大大提高，参加集体项目成为培养年轻人的另一项重要方式。在培养博士生方面，彭先生有一套自己的方法。
（5）注重学派理论的建设。在历史学领域，改革开放前长期受教条主义的影响，突出表现在高度强调五种生产方式的普世性及其对教学科研的指导作用，在理论探讨方面存在重重禁区。1978年以后，这种情况逐渐改变，历史学界出现了研究方法和观点的多样性。例如，武汉大学校长吴于廑先生提出整体史观，从马克思主义的综合联系观念提出横向联系在世界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作为对传统的强调纵向联系的历史研究方法的补充。这一观点成为教育部世界史本科教材的指导观点，而武汉大学以此为基础形成重视横向联系的研究特点和突出15—16世纪世界历史形成时期研究的特长。受吴于廑先生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彭先生开始从事文明交往理论的研究，并将中东古代史作为新的研究领域进行开拓。他认为，从文明交往的理论角度研究世界史，更能反映经典作家所说的世界史的“世界历史性”。此后，他在世界史、中东史、东西方文明关系史的探讨中，形成并检验了文明交往论，出版了一系列相关著作。此外，《中东国家通史》《二十世纪中东史》《阿拉伯国家史》等集体著作和中东所的一批博士论文也都以这一理论作为指导思想。文明交往理论在国内历史学界受到瞩目，2008年由教育部主持出版的《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1978—2000（历史学）》一书[6]中指出，以彭树智和马克垚为代表的文明史观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三种“有影响力的世界史研究体系”之一。
（6）追求科学研究的高质量、创新性和独特性。为此，中东所在科研工作上形成了以下特点。第一，树立严谨扎实、甘坐冷板凳的学术作风。第二，强调科研的创新性和学术洞察力。第三，注重理论和研究方法。第四，强调科研的微观与宏观相结合。第五，加强当代史的研究和科研的实用性。第六，强调中国与中东关系史的研究。
彭树智先生曾经把中东所的发展原则和目标归结为四句话：“说自己的话，出自己的书，培养自己的人，走形成自己学派之路。”这就是中东研究所学科建设的基本经验。
但是，学科建设的发展也必须有良好的外部环境。西北大学是中国的著名高校，在抗战时期以西北联大著称，但1950年以后因高校调整，其规模大大缩小，并由部属院校转为地方高校，经费受到很大限制。不过，从1996年开始的“211工程”建设使西大焕发了生机，而我基本上参与了这整个发展过程。
当时历史学科设置了名为“中国思想文化史项目”的211课题，中东所作为世界史学科承担了其中的子项目“中国与南亚中东的思想文化交往”。1996年10月4日，我校举行陕西省政府组织的“211工程”部门预审，省委书记安启元（西大毕业）和省长程安东双双出席启动仪式，参加仪式的外校领导对两位省一把手领导同时出席备感羡慕，坐在后排的我也感到十分骄傲。1999年，“中国思想文化史项目”作为学校211建设项目之一成为教育部立项的课题。从211项目中，中东所每年可以获得20万元左右的经费，学科发展的面貌从此改观。中东所是独立的处级单位，但根据“211工程”的规划，我们的所有相关经费均从历史学科（文博学院）统一规划和开支，报销经费实行文博学院院长“一支笔”签字，之后经211办核准。虽然比较麻烦，但有经费是最重要的。自从彭先生辞去文博学院院长职务后，先后担任这一职务的有周伟洲、付建成、方光华、陈峰等知名学者，他们就是历史学科211项目的负责人。
“211工程”因此结束了历史学科一分为四（文博学院、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中东研究所、西北史研究室）、各自为战的局面，开创了为壮大西北大学的历史学科而联合作战的时代。例如，2006年我们参加了由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牵头的重新申报专门史国家重点学科的工作，并最终取得了成功。
1991年，中东所学科点被评为省级重点学科。当时省上划拨了一定经费，但此后再没有经费支持。直到2005年，中东所被批准为陕西省首批立项的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之一，2006年正式投入建设。省教育厅根据各基地申报的科研项目，每年下拨7—8万元专项经费，这是中东所首次获得的自主经费。2008年12月，中东所世界史学科成为陕西省教育厅首批重新规划建设并有专项经费支持的省重点学科，级别为国家重点学科培育学科（总共有四个级别，此为第二级），[7]每年经费为35万元。
1998年底，朱崇礼副所长退休，我于1999年3月被任命为资料室主任和《中东研究》主编（这两项工作原先都是朱老师负责的）。2000年1月，我正式担任中东所副所长，但实际上仍然承担了属于研究生秘书和科研秘书的大量工作，直到2005年志斌博士毕业留校并担任科研秘书之后，我的工作才有了帮手。
五、对外交流 不断积累
我到中东所以后，由于口语较好，并且于1989—1990年曾到英国埃克塞特大学进修，对西方国家相对了解，所以承担了所里的日常对外联系工作，并为来访外宾担任了十几年的翻译。因此，自己对研究所早期的对外交流较为掌握。
黄民兴教授1990年在英国埃克塞特大学政治系进修照片
对外交流是科研工作的重要促进条件，而中东所在这方面一直比较薄弱。相对而言，中东所的研究人员到西方国家留学的人少，缺乏相关人脉，而与阿拉伯和中东国家建立有效的交流十分困难（以色列除外）。另一个妨碍因素是学校和研究所资金、渠道的缺乏，无论是请进来还是走出去都有这个问题。西安地处内地的地理位置也有一定影响，尽管它是一个旅游城市。
因此，早期出国的学者中，有不少曾是为教育部对外支教服务的，如郭宝华老师在也门中学授课、赵建成老师在马里学校授课（用法语），而黄运发老师则以翻译身份参加了中国公司在伊拉克的海外项目和苏丹医疗队。1982年郭宝华老师获得了第一个与专业相关的出国机会（在科威特大学进修），之后1987年黄运发老师前往埃及开罗大学进修。从20世纪末开始，这样的机会就比较多了，如王新刚老师到巴基斯坦（真纳大学，1989年）和叙利亚（大马士革大学，1997年）进修、林松业老师到英国（埃克塞特大学，1992年）和埃及（开罗大学，1999年）进修、王铁铮老师到以色列（希伯来大学，2000年）进修、蒋真老师到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2006年）进修、韩志斌老师到英国（伦敦大学，2013年）进修，我本人则于1997年到开罗大学进修。
黄民兴教授 1997 年在埃及开罗大学进修照片
在同一时期，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也开始有机会到国外参加学术会议和讲学。1993年，我到日本国际大学做系列讲座。进入21世纪以后，王铁铮老师、蒋真、李玮和我先后到沙特阿拉伯、日本、黎巴嫩、叙利亚、突尼斯、美国、以色列等国家参加学术活动。其中一些活动得到了研究所经费的支持。至此，中东所的对外交流真正打开了局面。
2007年黄民兴教授赴沙特参加第二届中阿合作论坛期间参观沙特老王宫
来中东所访问的外国学者分为以下类型：第一，由北京的学术机构邀请到西安进行学术访问和参观活动，其费用由邀请单位负责。如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邀请的英国埃克塞特大学的尼布洛克、阿尤比（20世纪80年代后期），由西亚非洲研究所邀请的日本中东学会副会长、东洋文库研究部主任佐藤教授（1998年），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邀请的曾经担任拉宾总理顾问的以色列希伯来大学的阿姆农·科恩教授（20世纪90年代中期），由外交部国际问题研究所邀请的以前驻外大使、中心主任穆拉特·比尔汗先生为首的土耳其外交部战略研究中心代表团（2006年），由中国伊斯兰教协会邀请的伊朗国际伊斯兰研究中心主任阿里·里扎·阿尔拉菲率领的代表团（2007年）等。
第二，主动提出来访并自行承担费用的，主要是以色列外交官和驻华使馆官员。他们对西北大学相当重视，经常有人来访。其中级别最高的一个团包括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外交部发言人（1998年），他们与彭先生进行了会谈，我陪同他们参观了清真大寺。1996年6月，使馆官员芮马克曾在西北大学连续做了两天共3场报告，涉及与以色列相关的各种问题，最后一场是给历史系学生做的关于犹太复国主义的报告。而近年来循此模式来访的有以色列驻华大使安泰毅一行（2009年）、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大学代表团（2013年）。
第三，中东所自主邀请并负责经费的。记得阎瑞松老师曾经联系过一位外国学者来访，如果成行，他将是中东所自主邀请的第一位学者，但后来此人没有来。1998年，我从埃及留学归来，不久生物系胡正海教授介绍了一位以色列学者、本—古里安大学沙漠研究所所长克列塞尔（G.Kressel），他迫切希望来访。当时学校规定，可以由外事处为外国学者来访提供经费（来自省教育厅外国专家费），他们可以在西安待一周，学校负责所有食宿、交通、参观费用，但国际机票和国内机票的费用不负责。经过反复联系（所有电邮都是通过生物系任毅老师发送的），最终教授得以成行（1999年9—10月），他的夫人也随同前来。
当时西亚非洲研究所建议，他们邀请的一些外国学者如访问西安，由中东所提供落地费用，从而共同推动两个研究所的对外交流。2004年中东所与中国中东学会合办的“中东与世界全球化进程”学术研讨会召开期间，应邀来访的伦敦大学伊斯兰政治思想研究所所长阿扎姆·塔米米教授就是按照这一模式操作的。
除此而外，中东所自主邀请的外国学者和官员，先后还有日本国际大学中东研究所所长石田进教授（2001年）、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乔治·莱恩博士（2003、2004年）、英国皇家亚洲学会朱迪斯·科尔巴丝女士（2004年）、伊朗文化参赞穆·贾·阿高杰利博士（2006年）、英国中东学会副会长蒂姆·尼布洛克教授（2010、2012年）、韩国学者ItamarY.Lee（2010年）、伊朗文化参赞侯赛因·贾利万德博士（2012年）、巴勒斯坦驻华大使艾哈迈德·拉马丹先生和公使扎卡利亚（2012年）、加拿大学者拉敏·贾汉贝格鲁教授（2012年）、美国哈佛大学雷诺尔·马丁教授（2013年）、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中东研究所所长哈桑·哈基米安教授（2014年）等。[8]由于经费的宽裕，近年来，个别学者在中国境内的机票已经由中东所支付。
2014年3月接待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中东研究所所长哈桑 · 哈基米安教授（右三为黄民兴老师）
第四，访问西安期间顺访中东所的。这类学者相对较少，如以色列希伯来大学教授拉斐尔·伊斯雷利（21世纪初）、加拿大驻华使馆公使唐兰（2012年）、叙利亚驻华大使穆斯塔法（2013年）、伊朗声像组织驻东亚代表处首席代表马哈连（2013年）、伊朗驻华大使馆文化参赞侯赛因·贾利万德和伊中友协理事哈桑·塔瓦那（2013年）、土耳其驻华文化参赞怡珂（2013年）等。
近年来又出现了一种新模式，就是由学校国际处（原外事处）提出名单，单位选择后上报，从美国在华高校中短期任职的富布莱特学者中挑选指定人员来所讲学。我们先后邀请了两位学者，即鲍勃·斯万思伯鲁（2010年）和詹姆士·德肖·莱耶（2012年）。
作为一个科研院所，中东所也努力与外国科研机构建立稳定的学术联系，但是这比较困难。可以说，英国埃克塞特大学是这类机构中的第一个，这是由尼布洛克教授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三度访问西北大学和我在埃大进修一年期间与他建立的良好的私人关系奠定基础的。近年来与相关国家驻华使馆和民间组织联合建立的西北大学伊朗研究中心、巴勒斯坦研究中心和以色列研究中心也具有重要意义。2013年，西大还与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大学建立了固定的学术联系。
黄民兴教授在伊斯坦布尔
六、学术团体 服务学人
参与各类学术团体是学术机构和学者对外联系的重要方面，而中东所在这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中国中东学会的秘书处最早就是设在西北大学的，张大鹏老师曾长期担任秘书长。直到1990年以后，学会才根据上级指示迁往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
中东研究作为地区研究的多学科性，也反映在中东所科研人员参与的各种学会的数量上。它们包括中国亚非学会、中国史学会、中国国际共运史学会、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中国世界经济学会等学会，并且研究所也与陕西省伊斯兰教协会、陕西省翻译协会、西安伊斯兰文化研究会等保持着密切关系。
彭先生常年在历史系工作，因而与历史类学会的关系较为密切，曾长期担任陕西省历史学学会会长职务。大约在1996年，当时在历史系任教的张来仪调离西北大学，把他担任的陕西省历史学学会秘书职务转给了我，自己从此便开始正式参与学会工作。
省历史学学会的主要工作是加强省内高校历史学教师的学术交流，它直属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简称省社联）领导。由于每年省社联只下拨几千元经费，难以开展大型学术活动。因此，彭先生每年大概举办一两次小型学术研讨会，与会代表主要来自西安。他努力节省经费，以便出版相关著作，如1992年出版了《陕西历史学年鉴（1949—1989）》（西北大学出版社）。[9]我的主要工作就是筹备和组织会议，草拟材料，参加省社联的各种会议等。记得当时历史学学会分别召开过两次有关社会史研究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史的会议，自己还在第二个会议上就中东民族主义与一次大战的关系发过言。会后，自己撰写综述并给省社联的刊物《三秦论坛》投稿。1997年10月，由于即将到埃及留学，我推荐中东所在职硕士生何志龙继任史学会秘书。
彭先生和我在历史系时均讲授世界现代史课程，而他也是影响很大的中国世界现代史研究会副理事长兼西北分会会长，当时总会会长是著名学者、首都师范大学教授齐世荣先生。还在历史系上本科时，我和同学就旁听过西北分会在西大召开的会议，见到过一些学者，硕士毕业后加入了学会。多年来，兰州的西北师范大学张培德老师任分会副会长，为分会做了许多工作。由于张老师即将退休（民政部规定学会领导不得超过70岁），我于1996年夏出任西北分会副会长（当年的石家庄年会确定），此后于2000年夏的学会昆明年会上被正式选举为总会副会长兼西北分会会长，陕西师范大学的白建才老师任副会长。
昆明年会同时确定北京师范大学的张宏毅老师担任总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的李世安老师任秘书长。张老师跟我说，齐先生和总会非常希望西北分会能召开会议，推动本地区学术交流的发展。与许多学会不同，中国世界现代史研究会按地域下设多个分会，其主要的学术活动是由分会组织的，而因为经费短缺，西北分会已经有多年没有开过会了。当时，分会已经确定了新的理事人选，新疆大学历史系的理事陈香苓老师自告奋勇地宣布新大有意承办一届年会。
2002年8月，西北分会年会如约在乌鲁木齐召开，张宏毅、沈永兴、李世安老师等总会领导均参加了会议，西北五省区的代表有20多人，还有不少外地学者与会，齐先生专门写了贺词。会议讨论主要围绕着三个主题展开：（1）西部大开发与世界现代史研究；（2）中东、中亚研究；（3）近年来国内世界现代史教学的发展及主要问题。会议取得了圆满成功。张宏毅会长认为，西北分会的此届年会相当成功，会议既关注了西部，也关注了教学科研，很有特色。
2004年8月，由宁夏大学历史系承办的西北分会年会在银川召开，有近40名学者参加。会议分三个主题：（1）全球化浪潮下的国际关系；（2）回族研究与中东中亚研究；（3）21世纪的世界现代史教学与研究。尽管总会领导未能与会，但会议仍然十分成功。
中国世界现代史研究会西北分会年会
于2004年8月在银川举行
（图为开幕式，图中右二位黄民兴教授）
2008年7月，由新疆大学人文学院和喀什师范学院人文系联合承办的分会年会“21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学术研讨会在新疆喀什举行，共有学者43人与会，包括新任总会会长李世安老师等领导。会议议题共有四个：（1）20世纪以来的中国与世界；（2）现代世界的战争与和平问题；（3）当代世界的文化与文明交往；（4）世界现代史研究与教学。本次会议是在北京奥运会前夕举行的，地点又位处边疆，因而具有特殊性。
2010年8月，由陇东学院历史系承办的西北片区（因民政部规定，近年来总会决定不再用“分会”名称）年会在甘肃庆阳市召开，共有28位代表与会，包括总会会长李世安老师。会议主题为“金融危机与世界格局的变化”，同时涉及了目前高校世界现代史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通过参与西北片区的活动，自己第一次有机会到陕西以西的西北各省区，了解到改革开放以来各地高校世界史教学科研面临的问题和对策，深感作为世界史研究和教学相对发达的陕西省有义务帮助他们。除了召开学术会议，西北片区也努力增加会员，尤其是在曾经拥有较多会员的大学和一些小学校。最近10多年来，片区的工作得到了总会的多次表扬，而相关成绩也是与各位理事和会员的大力帮助、支持分不开的，尤其是白建才副会长。
七、学府民间 合作共赢
西北地区是中国穆斯林集中分布的地区，而陕西省主要是回族分布较多，中东所的朱崇礼老师和马建军老师均为回族（后者为著名的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会长、陕西省伊斯兰教协会会长、西安清真大寺大阿訇马良骥先生的儿子），当时西大统战部部长李景兰女士也是回族。因此，我们与回坊的联系密切。经历了改革开放10多年的发展之后，陕西回族虽然经济有一定起色，但文教事业仍相对落后。
20世纪90年代，曾经在中东所阿语班学习阿拉伯语的著名回族企业家、三宝双喜集团公司总裁沙鹏程赞助成立了西安伊斯兰文化研究会。研究会发行刊物《西安伊斯兰文化研究》，并组织了三次全国性学术研讨会，我曾参加过其中的第三次会议（云南大学的肖宪教授也参加了）。当时，朱崇礼老师兼任西安伊斯兰文化研究会会长，主编了会议论文集，我见到其中的两部，即《伊斯兰文化论丛》（宗教文化出版社1997年版）和《伊斯兰文化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1990年，一批现任和退休回族干部成立了陕西省穆斯林对外文化经济促进会（以下简称促进会），会长是著名的吴庆云先生，[10]促进会的目的是推动回族社区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1993年，促进会下面设立陕西省回族教育研究中心，办公地点设在中东所，主要负责人就是李景兰部长。在中心的书架上，李部长放了中东所出版的许多书籍，其中一些书曾向外宾赠送。
我和李部长很熟。1998年5月从埃及回国后，有一天，她说希望我业余时间给促进会当当翻译，我就答应了。当时，促进会希望能与阿拉伯国家发展经贸关系，并从海湾国家争取资金推动回族文教事业发展，特别希望能建立一个穆斯林职业培训中心。
1999年11月初的一天，我和促进会副会长马复员、促进会秘书小丁一起到机场接一位利比亚裔美国人马茂德·达克希尔。他是利比亚前王室成员，52岁，商人，洛杉矶奥马尔·伊本·哈塔卜基金会会长。很自然，他在言谈中流露出对卡扎菲的强烈不满，同时也对以色列仇恨有加。不过，他与海湾国家的上层和金融界联系密切，愿意帮助中国穆斯林。他对我的翻译很满意，因为促进会的前任翻译虽然语言不错，但往往把他的话任意“压缩”。下午，在省民委的办公室里，我第一次见到了吴庆云先生和促进会其他领导，其中包括另一位回族名人——武术家马贤达。[11]
第二天上午，达克希尔访问了中东所，表示愿意资助出版有关伊斯兰教在中国传播和穆斯林对中国文明贡献的博士论文。在访问西安期间，促进会与他就资助中国穆斯林学生留学和在西大开展穆斯林对中国文明贡献的研究达成协议，资助将来自沙特的伊斯兰开发银行。2000年8月、2001年6月，达克希尔再度造访西安，与吴庆云会长、李淑贤副会长等进行会谈。我与李部长、王怀德老师等也与他多次见面，商谈有关伊斯兰研究的事宜。
在上述活动前后，我翻译了促进会与达克希尔签署的各种文件、来往信件以及其他材料。总的来说，经过他的居间联系，伊斯兰开发银行向陕西回族大学生和研究生提供了一定数量的奖学金，申请人之一是中东所的一位回族硕士生。同时，也有几位回族学生前往美国攻读博士学位。但是，在西安建立穆斯林职业技术培训中心和开展伊斯兰研究，最终都没有着落。
由于自己在此期间担任了副所长，行政事务繁重，促进会也就开始另外找人从事相关工作。李景兰部长后来也调到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担任党委书记，我就很少能见到她了。
除了上述工作，中东所还参与了陕西省地方志中的《宗教志》的编撰。该书的撰写几经波折，最后确定由中东所李利安老师负责（署名副主编），书稿完成后我和马建军均参加了评审。2012年9月，《陕西省志·宗教志》正式发行。
中东研究所除了一般的学术研究和教学工作以外，还组织和参与了各种与学术有关的活动和社会活动，如举办学术会议、参加学会活动、编写科普丛书、撰写学术报告、培养民间青年、与媒体联系，等等。由于篇幅和资料所限，就不详细叙述了。
注：
[1]遗憾的是，润民在读期间因故去世，未能完成学业。
[2]彭先生经常在研究生毕业答辩时赋诗作贺。邓石如原联为“春风大雅能容物，秋水文章不染尘”。邓石如（1739或1743—1805年），名琰，清代大书法家、篆刻家、书法家，邓派创始人。
[3]西安外国语学校是1963年周恩来总理亲自批示成立的、全国最早的外国语学校之—，为市级重点中学，曾为国家培养了一批外语人才。
[4]彭树智：《书路鸿踪录》，三秦出版社2005年版，第422-426页。
[5]李铁君主编，田丽、朴雪涛副主编：《大学学科建设与发展论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年版，第3页。
[6]李学勤、王斯德主编：《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1978—2000（历史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7]2014年上半年，“国家重点学科培育学科”已经改名为“优势学科（B类）”。
[8]上述学者中，石田教授和马丁教授来访费用是由日本、美国相关机构赞助的。其中，石田教授是在我校逗留时间最长的外国学者（近3周）。
[9]我参加了此书世界史部分的写作。
[10]吴庆云（1925—2013），祖籍河北，陕西省委统战部原部长，政协陕西省委员会原副主席、党组副书记，全国政协第六、第八届委员会委员，中国回族学会原名誉会长，陕西省穆斯林对外文化经济促进会会长。
[11]马贤达（1932—2013），祖籍河北沧州，中国武术九段高手、著名武术家、武术教育家、原陕西省体委副主任、中国武术协会副主席、陕西省武术协会主席，中国首批国家级裁判。
*本文选自黄民兴主编:《艰苦创业五十载 而今迈步从头越——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成立五十周年纪念文集》，西北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