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调整和变革中发展
——中东所纪事
王铁铮
中东研究所原所长
对国人来说，1978年是一个很值得记忆的重要年份。这一年，党中央确定了实施改革开放，加快推进国家现代化的大政方针，中国开始走上现代化发展的快车道。也正是在这一年的料峭初春，我迎着即将掀起的改革大潮来到中东研究所工作，当时中东所的名称仍为“伊斯兰教研究所”。[1]从那时起，我便与中东所结下了不解之缘。至今，我在这里已度过了36个寒暑（编者注：到2024年王铁铮教授已经在中东研究所工作46年）。屈指数来，在中东所现有在职和已离退休的教职工中，我大概是在中东所工作时间最长的，算是这里的一个老兵吧。或许也正因为如此，中东所对我来说，总有一种难以表述的特殊情结，我从内心 深处时时祝愿它始终充满活力地茁壮成长。
一.四度搬迁与人员流动
初到中东所时，中东所的办公场地还在物理楼四层的最东边。记得那时研究所总共只有五六间办公用房，每间房屋的面积不超过25平方米， 其中阴面的两三间为阅览室和资料室，阳面的3间为办公室。研究所西邻中文系，中文系占用了物理楼四层其余的大部分房间。此时，研究所的人员构成基本上都是科研教学人员，他们之中又可粗分为三类：一是所学相关专业的科研人员，包括周泽奎、朱崇礼、王怀德、张大鹏、王继宪、李熙波、杜夏、杨辉、杨增耀等；[2]二是所学专业为外语的科研人员，包括徐启升（英语）、姚宇珍（俄语）、阎瑞松（德语）、黄运发（阿语）、陈开来（阿语）、郭宝华（阿语）、戴新平（阿语）、段蜀（英语）、 罗明英（英语）、张自孝（德语）等；[3]三是作为对外汉语教师储备在研究所的人员，包括赵建成、岳彦斌等。[4]20世纪80年代前后，全所大致维持在20人的规模。我到研究所时，当时的研究所尚未任命行政领导， 主持研究所日常工作的是党支部书记张大鹏，其履职一直持续到1980年。这一年学校任命周泽奎和王怀德两人为副所长，他们作为研究所的新任领导开始主持研究所的工作，而兼职所长是当时的校长助理肖克平。不久，肖克平又被任命为西北大学副校长。
尽管当时研究所的办公用房和工作空间狭小，但除了一些年长的老同志外，大多数人都自觉坚持“坐班制”，每天准时到所里工作。我在研究所已度过的36个春秋，也一直坚持坐班制，这个习惯就是从那时候养成的，而且我切身感到受益匪浅。然而，伴随研究所人员的不断增加和“文革”结束后研究所科研工作逐步走上正轨，为适应改革开放的新形势，研究所的工作条件和环境亟待改善。于是，从1978年至1998年的20年里，研究所先后经历了三次搬迁。
王铁铮教授
第一次搬迁大概是在1980年前后，研究所从物理楼四层搬到了原来的干一楼[5]一层，二层为原西北大学外语教研室。划归研究所的是一层南北向的十五六间办公用房。研究所从原来的五六间办公用房一下子扩大到了十五六间办公用房，这为研究所的发展提供了条件。也就是从这时起，研究所的图书和报刊资料管理逐步趋于细化。研究所开始分设中，外文阅览室和图书室。当时研究所的外文图书报刊涉及英文、阿拉伯文、俄文、德文和日文。由于每一间办公用房面积基本上都不超过18平方米，无法对外文图书和报刊资料进行集中管理，因此只好采取分类管理。先后设立了英文、阿拉伯文，以及俄德日文三个资料室；此外，另设了中外文报刊阅览室。研究所的各类图书文献资料总共占用了6—7间房子。另一方面，自研究所成立到20世纪80年代初，研究所各类图书文献资料的积累已相当可观，特别是各类报纸堆积成山。当时每年订阅的国外报纸包括埃及的《金字塔报》、美国的《纽约时报》、联邦德国（原西德）的《世界报》等，这些报纸每天的版面通常都有几十版，甚至超过百版。我清楚地记得，那时堆放在资料室的按月装订的《金字塔报》和《纽约时报》都顶到了室内的天花板上。为了更有效地利用各类外文图书报刊资源，同时也出于充分使用资料室空间的考量，研究所在第一次搬迁后，随即对一些没有多少使用率的国外报纸进行了清理。于是，诸如《金字塔报》《纽约时报》《世界报》等都被作为废旧报纸处理给了废品收购部门。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研究所已不再订阅国外的报纸，其他外文图书期刊的订阅也随之根据科研的需要进行了必要的调整。
研究所第一次搬迁后，工作条件和工作环境得到相应改善，其中最明显的变化是，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在工作间歇或工作之余，有了身体锻炼和体育活动之地：干一楼一层的中门厅有一块较大的空间，正好可以放置一张乒乓球台 ; 而走出中门，干一楼的南面还有一块花园空地，这块空地经过平整又开辟成了一个很像样的羽毛球场。研究所里年纪大的同志喜欢在工作间歇挥舞乒乓球拍；而年轻人则更愿意在羽毛球场一显身手。在研究所常年肃静的氛围里，难得的欢声笑语都是从这两块场地中传出的。
然而，研究所在干一楼的时间很短。由于干一楼恰好处在一条断裂带上（这是当时的说法和传言），其楼基在研究所搬到这里后不久，开始缓慢地下陷，尤其是南北向西边和东西向的大部分楼层都有程度不同的裂缝，这些裂缝一直处在不断的扩大中，干一楼成了一座危楼，致使楼里的各单位和部门无法正常工作，学校决定将干一楼里的各单位和部门一律搬出。[6]
研究所的第二次搬迁大致是在1981—1982年，搬迁的地址是原招待所楼一层。招待所楼一层的布局和房屋面积基本上类似于干一楼。当时搬至招待所楼一层的除研究所外，还有西北大学学报编辑部，学报在一层的最东边，占用了阳面2间和阴面3间房屋。一层其余房间为研究所的办公用房，总共为16间。其中研究所办公室占用1间，各类资料室占用8间，其余7间为各研究室的办公用房。招待所楼二层的邻居是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
研究所搬迁到新址后，因工作需要陆续补充了几名资料员和行政人员。其中最先到研究所的有王淑兰、岳爱莲、屈芳霞三位老同志，她们主要负责研究所大参考的资料剪辑工作。中东所资料室现存的自1970年到1992年长达22年之久的五大书架参考资料汇编，都是经过她们之手认真而细心剪辑和装订成册的，这些资料汇编渗透着她们的辛劳与汗水，更是研究所科研人员多年来经常反复查阅使用的宝贵文献资源。之后，研究所资料室又陆续调来了刘红、汪蜀君、刘金平三人。刘红负责外文图书的管理和中外文期刊的订阅；汪蜀君负责中文图书和期刊。刘金平身为穆斯林，原为体育教师，后来跟随研究所几位精通阿拉伯语的老师学习阿语，在对阿语有了最基本的掌握后，几经周折，从体育教研室调入研究所，负责外文现刊的管理。同时他继续学习阿语。两年之后，刘金平又离开了研究所。
研究所搬至招待所楼不久，为适应改革开放政策和科研工作的需要，研究所正式更名为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同时，开始对外挂牌，牌子就挂在招待所楼一层东门口的右墙上。1986年初，学校任命朱崇礼和邱亚民两人分别为研究所的科研和行政副所长。是年四五月，马建军从西安市民委的下属机构调入研究所，负责所内的日常事务。
第二次搬迁后，研究所的科研人员也有一些进出变化。在此期间先 后来到研究所的科研人员包括李凉、林松业、王新刚、雷钰、张芳等人。他们之中，李凉后来又考入其母校南开大学历史系，攻读硕士学位，毕业后赴北京工作；雷钰1991年硕士毕业后留所工作，几年后又调至文博学院从事世界史教学；张芳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阿拉伯语系，1988年分配到研究所。20世纪90年代初，经黄民兴介绍和推荐赴日本国际大学攻读硕士学位，但她一去再无音信，后来听说是去了美国。除此之外，王怀德老师则在1983年调往文博学院；197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的杨增耀，比我稍晚几个月分配到研究所，他在研究所搞了十多年的研究工作，后来也改行到学校其他部门从事行政工作。
然而，第二次搬迁后，研究所最大的变化则是在1986年下半年。这一年的11月，学校从研究所的长远发展考虑，任命著名史学家、西北大学历史系（后改名为文博学院）主任彭树智教授兼任研究所所长。1991年彭先生又辞去文博学院院长职务，专任中东研究所所长。与此同时，以彭先生为学科带头人、1986年经国务院学位办批准设立的二级学科“世界地区史·国别史（南亚·中东）”博士点并入了中东所。而博士点原有的两位青年才俊黄民兴和孟庆顺也于1992年调入中东所。但孟庆顺两年后又调往中山大学港澳研究所。对于中东所来说，彭先生真正开启了由专家领导研究所的先河。从此，中东所开始走上快速和稳健发展的道路。
中东所在招待所楼的时间持续到1998年夏 , 长达十五六年之久。早在1997年底，学校开始传出中东所将搬迁到学校北门科研楼的消息。科研楼自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建成后，由于各种原因，楼内设施一直未完成配套安装，致使其长期无法正常使用。20世纪90年代中期， 学校逐步对楼内设施进行改造和整修，校内的一些重点研究机构陆续搬入。鉴于中东所原有的办公地已不能适应新形势下科研工作的发展，特别是中东所每年接待来访或进行交流的国外专家学者和学术团体日渐频繁，中东所曾先后多次向学校提出改善工作环境的请求。在这种情况下，学校在1998年初决定中东所搬入科研楼。记得当时是杨春德副校长向我传达了学校的决定[7]，他同时还向我表达了在搬迁过程中，学校将给予中东所各种必要的支持。实际上，包括杨副校长在内的学校多位党政领导多年来一直给予中东所多方面的支持和关爱，这也是中东所之所以能够健康发展，并能长期立足于国内中东史研究前沿的重要原因之一。
1998年夏，中东所第三次搬迁，搬入了科研楼9层。分给中东所的办公用房是该层的东半层楼，9层中厅东侧的一个房间也归中东所使用，作为博士、硕士生上课的小教室。全部房间共计17间半，总面积超过了500平方米。从1964年研究所成立至此，中东所真正有了相对独立的办公地，这为研究所的各项基础建设提供了必要的前提。从这时起，研究所的各类中外文图书文献资料开始实行集中管理，建立了用房面积约为100平方米的综合资料室。自1986年就兼任研究所所长的彭先生，直到这时候才有了单独的所长办公室。此外，研究所的其他构件也逐步得到完善。特别是研究所为全员都配置了联网计算机和打印机、扫描仪等设备，工作效率得到空前提高。较之研究所以前的办公地，新办公地的工作条 件大为改善。各办公室宽敞明亮，视野开阔。特别是因研究所位于9层，极少有外来人的进出和干扰，这为科研人员营造了非常适宜开展研究工作的氛围和环境。在工作间歇或忙碌之余，站在窗前，远眺对面历尽沧桑的古城墙，耳际偶然传来幽远而高亢的秦之声，令人顿生一种莫名的惬意，它不仅能驱散疲劳，而且能给人以新的灵感。
伴随着第三次搬迁，研究所的人员逐步经历了新老更替。1998年，也是我来研究所工作的整20年，当初在研究所工作的绝大部分老同志已陆续离退休。除杨辉老师外，我成了在研究所工作时间最长的“老人”。与此同时，研究所不断补充新生力量。199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博士邵丽英来到中东所的博士后流动站从事博士后研究，出站后留在中东所工作。李利安在1997年研究所第三次搬迁前，从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调入中东所。包括行政和资料员在内的科研辅助人员也实现了交接，2000年汪蜀君退休，紧跟着刘红调离研究所。先后接替她们的是冯淑珍、王欣瑞、李雅儒和张迎春。小冯刚来时在研究所办公室，[8]后来她主动提出愿意和李雅儒更换岗位，从事资料管理工作；李雅儒在研究所办公室工作至2011年底，2012年初调往信息学院。王欣瑞在李雅儒调入研究所之前在资料室工作了大概有一年多的时间，后来考入思想所攻读博士学位。张迎春2012年从中学一级教师岗位调入研究所办公室，负责行政管理。
但研究所人员的最大变化还是在2005年之后。此前，王新刚已于2004年调往社科系；2006年杨辉和郭宝华老师退休；2011年历史学一分为三，成为中国史、世界史和考古学三个一级学科后，李利安调入历史学院。从2005年起，研究所先后录用了一批校内外历年应届毕业的风华正茂的博士，他 ( 她 ) 们大都是当年毕业博士生中的佼佼者。这些清一色的博士包括：韩志斌、王猛、蒋真、李福泉、赵广成、申玉辉、李玮、闫伟等。博士的引进不断壮大着研究所的科研力量，他们将日渐成为研究所的中流砥柱，亦将寄托着研究所的未来。
2021年，研究所搬迁到长安校区。
2015年夏，中东所部分师生合影
（一排左三为王铁铮教授）
二、初期的开拓与发展
因受多种因素的局限，中东所初期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即自1964年研究所成立到20世纪70年代初为第一阶段；从20世纪70年代上半叶到1985年为第二阶段。在第一阶段，由于研究所成立仅一年半的时间，国内就爆发了“文化大革命”，受“文革”的干扰，研究所在“文革”期间同其他单位一样，其研究工作实际上在多数时间都处于停滞状态。
但研究所的图书文献资料建设却从成立之初就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从研究所成立到20世纪80年代初，各种外文原版图书报刊的订阅都要用外汇支付，而每年所需的外汇数额都必须经过外汇管理部门的审批。当时由外汇管理部门每年分配给研究所的外汇使用额度为3万美元，而这3万美元在那个年代对研究所来说甚为可观。由于那时的外文图书报刊价格普遍较低，这3万美元的外汇，能够比较充分地满足研究所对各种外文原版图书报刊的需求。
我初来研究所时，所里的图书报刊资料尚由杨辉兼管。研究所搬迁到干一楼后，外文期刊资料便由我来接手兼管，而且一直持续到1998年研究所搬迁到科研楼。因此，我对研究所外文图书报刊的订购和馆藏比 较了解。当时，除了订阅与中东国家和伊斯兰教有关的重要图书期刊外，所里还订阅有国外许多综合性的期刊，诸如美国的《新闻周刊》《时代周刊》《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外交季评》《生活月刊》《纽约时报》；联邦德国的《明镜周刊》《世界报》；日本的《朝日新闻》《春秋月刊》；黎巴嫩的《事件周刊》；埃及的《金字塔报》；等等。在一些年份，研 究所订阅各语种的期刊曾多达近百种。至于像美国的《中东杂志》《中东研究国际杂志》，英国的《中东研究》，以及《南亚和中东研究国际杂志》《巴勒斯坦研究》《阿拉伯研究季刊》《中东半月刊》等这些最具影响力的有关中东地区和中东国家的重要期刊，研究所基本上没有中断过对它们的订阅。在研究所资料室里，现在可以查阅到从1970年至今的完整的《中东杂志》《中东研究国际杂志》和《中东研究》等各期的藏本。记得国内恢复研究生招生制度不久，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和国内一些大学相关专业的研究生纷纷来所查阅搜集图书文献史料，这些足以显示研究所外文图书期刊藏量之多。故此，研究所在图书文献资料建设方面取得的成绩为研究所后来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从20世纪70年代初到1985年是研究所初期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在这一时期，研究所的科研工作逐步被提上议事日程，并着手对一些课题和项目开展研究。根据1964年《教育部关于高等学校建立研究外国问题机构有关事项通知》的精神，各研究机构“总的任务是配合国际斗争的需要，主要是从战略上配合，即在所研究的领域内系统地搜集整理资料，并在占有丰富的资料的基础上进行系统的研究。但是，系统研究要和动态研究结合起来，注意防止研究工作脱离实际，除少数专门研究历史的机构外，所有研究机构都要以研究现实的经济状况、社会阶级状况为主，兼及历史和其他。”同时还规定，各研究机构研究成果的表现形式：（1） 供有关党政领导机关参考的动态简报；（2）供有关领导机构和研究机构参考的比较系统的资料；（3）学术专著。教育部下达的通知精神，实际上也就为各研究机构的工作宗旨设定了方向。
20世纪70年代初，各大学相关研究机构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依然受到上述精神的影响。当然，中东所的情况也不可能例外。1971年10月，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正式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根据随后国 际形势的发展和需要，政府有关部门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组织全国高校、科研机构和新闻出版部门的力量，集中翻译、编译了一大批经过筛选的有关地区和国别史，以及国际政治和经济等方面的重要著作，从而为中东所启动研究工作提供了契机。换言之，20世纪70年代研究所的科研工作肇始于对国外著作的翻译。在此期间，研究所组织人力陆续翻译或编译了多部有关中东的著作。其中包括西北大学伊斯兰教研究所编：《巴勒斯坦问题历史概况》，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1973年版；西北大学伊斯兰教研究所译：《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和以色列——寻求正义》，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黄运发和朱威烈译：《苏丹》，陕西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9] ；黄运发、朱威烈译编：《埃及》，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王怀德、周祯祥译：《伊斯兰教简史》，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王怀德译：《伊斯兰教派历史概要》，宁夏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还有一些已完成翻译的著作因各种原因未能出版，如英国著名学者大卫·朗的著作《波斯湾》一书。另一方面，研究所的科研人员还根据国际形势的需要，不定期地选译一些专题性的系列论文，作为内部资料，呈报政府有关机构和部门参考。我现在还保存着1974年5月由西北大学伊斯兰教研究所印制的一本《中东问题资料选译》，其目录如下：苏阿合作的起源；1946—1952年苏联对以色列的政策；1953—1956年苏联对以色列的政策；俄国卷入中东的历史渊源。
在翻译国外重要著作的同时，研究所的科研人员也开展了一些相关的专题性研究。20世纪70年代中期前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爆发经济危机，再加上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期间，中东石油生产国以石油为武器，通过对西方国家实行石油禁运，来反对其偏袒以色列的政策。作为战略资源的石油，以及围绕石油所引发的一系列国际政治和经济问题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研究所的科研人员积极参与石油问题的探讨和研究，这些问题包括：中东石油生产国的石油政策、石油标价和石油价格的变化、国际石油供求关系和石油安全等。朱崇礼老师牵头的课题组先后发表了多篇有关石油问题的学术论文，特别是对石油价格的预测提出了颇具价值的见解。姚宇珍老师精通俄语，20世纪50年代中期曾在苏联莫斯科大学留学，俄语水平极高，她从苏联的期刊杂志中翻译了许多有关中东石油和中东经济的论文，陆续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主办的《世界经济译丛》杂志上。此外，她还撰写了一些中东经济研究方面的学术论文，发表在《世界经济》上。但从总体上看，及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由于多种因素的局限，研究所尚未形成完善的科研规划和自身的研究特色。
中东所部分教师在资料室
（摄于1990年代初)
创办刊物也是研究所科研工作的有机组成部分。作为研究所主编的内部刊物，它在研究所的发展初期，不仅为研究所科研人员提供了发表研究成果的园地，而且它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反映研究所科研工作的窗口。所办刊物从1979年创刊至今已有35个年头，它同样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变化。第一阶段从1979年到1982年，刊物名最初为《中东资料编译》，[10]这一时期的《中东资料编译》主要以翻译或编译的论著为主，同时也有少量的研究性论文；第二阶段从1983年到1989年，刊物名改为《中东》，这一时期的《中东》逐步增加了研究性学术论文的比重，译文或编译的文章减少；第三阶段从1990年至今，刊物正式定名为《中东研究》，自1990年后，《中东研究》基本以发表学术论文为主，而且外稿占有一定比重。在前两个阶段，主要因经费所限，所办刊物是不定期的，或为年刊，或为半年刊，或为季刊，还有个别年份空缺。但从1990年改名《中东研究》后，它被固定为半年刊，每年两期，每期版面为80页码。从1979年创刊至今总共发行了62期。由于研究所未设专职的编辑岗位，所有参与刊物编辑工作的均为兼职，是一种奉献性的工作，这些同志为不断提高刊物的质量和扩大刊物的影响。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在不同时期参与刊物的编辑人员主要有：马建军（1986—1991年）、雷钰（1992—1998年）、赵建成（1994—2000年）、林松业（1999年至今）；先后作为刊物主编的有朱崇礼、彭树智和黄民兴，副主编包括周泽奎、孟庆顺、王新刚、林松业等。
研究所主办的刊物在不同时期都发挥了其相应的作用。特别是改名《中东研究》后，它在国内中东研究领域的影响日渐扩大，并获得好评，入选cssci核心集刊。一些大学还将《中东研究》列入博士研究生攻读学位期间所发核心论文的期刊目录中。
三、屹立于国内中东史研究的前沿
要办好一个具有影响力的研究所，通常都会涉及几个关键要素。这些关键要素一般包括基础建设（主要是各种图书文献史料的积累和研究设施的配置）、学科和学风建设、人才和队伍建设，同时还需要有一个能够始终站在学科前沿，具有凝聚力和引领队伍的学科带头人。如前所述，1986年学校任命彭树智教授兼任中东研究所所长，1991年改任专职所长。从此为中东所开启了专家治所的先河。同时，研究所的建设和持续发展 也驶入了“快车道”。
自1986年彭先生兼任中东所所长后，研究所的发展亦可粗略地以2000年为界线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1986年到20世纪90年代末期为前一个阶段。
在此阶段，彭先生首先提出了研究所未来发展的定位和研究方向问题，并根据国内同类研究机构的基本状况，确定了将中东历史和现状研究的有机结合，作为研究所新的科研突破点。同时他还强调“研究历史审视现状，研究现状追溯历史”的基本研究思路，从而为研究所未来研究特色的形成指明了方向。与此同时，彭先生还将他在文博学院担任院长期间概括的“勤奋、严谨、求实、创新、协作”的学风十字原则引入了中东所，并成为研究所治学的规范和标尺。
在上述思想的引导下，从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到到90年代末，研究所先后推出了一大批新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按照类型可以分为现状与历史研究两大类，当然现状与历史研究之间的区分有时并不明确和清晰，因为二者往往是互为联系的。在现状研究方面，主要出版的著作有：张大鹏等编：《中东市场的现状和前景》，西北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彭树智主编 :《中东国家与中东问题》，河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王铁铮等著：《动荡的中东》，西北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阎瑞松主编：《以色列政治》，西北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黄运发、黄民兴著：《中东画卷——阿拉伯人的社会生活》，辽宁大学出版1996年版；彭树智主编：《伊斯兰教与中东现代化进程》，西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王铁铮主编：《沙特阿拉伯的国家与政治》，三秦出版社1997年版；朱崇礼主编：《伊斯兰文化论丛》，宗教文化出版社1997年版；朱崇礼主编：《伊斯兰文化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黄民兴著：《沙特阿拉伯——一个产油国人力资源的发展》，西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黄民兴著：《佩雷斯——中东和平进程的推动者》，长春出版社1999年版；等等。上述成果中，《伊斯兰教与中东现代化进程》和《沙特阿拉伯的国家与政治》 在2001年分别获得陕西省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11]
在历史研究方面，出版的重要著作有：彭树智主编：《当代世界史讲座》，河南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彭树智主编：《阿拉伯国家简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彭树智主编：《二十世纪中东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王怀德、郭宝华著：《伊斯兰教史》，宁夏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彭树智主编：《阿富汗史》，陕西旅游出版社1993年版。上述成果中，尤以《阿拉伯国家简史》和《二十世纪中东史》社会反响最大。1991年《阿拉伯国家简史》出版后，1992年便获得华东地区优秀教育图 书二等奖，1994年获陕西省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1999年《阿拉伯国家简史》经过修订后再版。2002年《阿拉伯国家简史》被国务院学位办审定为全国研究生教学用书，同时经过二次修订，更名为《阿拉伯国家史》，并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2005年该书获教育部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1992年《二十世纪中东史》第一版出版后，2001年率先被国务院 学位办审定为全国研究生教学用书，随后经过修订后，由高等教育出版社重新出版。2004年该书获陕西省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上述两部全国 研究生教学用书曾多次重印，先后被国内多所院校的相关专业作为研究生的必读书，由此凸显了其广泛的社会影响力。对于中东所来说，通过这两部著作的撰写，它使研究所在中东历史研究领域脱颖而出，并逐步确立了在这一研究领域的优势。
20世纪90年代末期前，研究所在国内中东史研究领域迅速扩大的影响力，还得益于阎瑞松教授在翻译有关以色列和犹太史等著作方面做出的杰出贡献。阎瑞松老师治学严谨，且具坚韧的毅力，他克服种种困 难，先后翻译出版了埃班著：《犹太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沃尔特·拉克著：《犹太复国主义史》（上海三联出版社1992年版）、赫伯特·戈特沙尔克著：《震撼世界的伊斯兰教》（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版）。此外，他还翻译了一部名为《不回故乡，毋宁死亡》的有关巴勒斯坦历史的著作，但这部译著因故未能正式出版。后来研究所将其印制出来，作为内部使用的参考书。阎瑞松老师的上述译著，特别是《犹太史》和《犹太复国主义史》一经面世，就在学术界和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从一定意义上讲，他开拓或推动了国内有关犹太史和以色列问题的研究。时至今日，尽管这些译著已先后出版二三十年之久，但依然是从事犹太史研究的学人们借鉴参考的重要文献。
80年代在西北大学召开的
中东学会年会
另一方面，自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研究所的对外合作研究同样呈现新的局面1980年前后，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北京大学亚非研究所和云南大学西南亚研究所等四家单位，开始酝酿成立全国性的中东研究学术团体。1982年7月，中国中东学会在云南昆明正式成立。同时，学会通过决议，将学会秘书处设在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内，[12]首任学会秘书长是张大鹏，副秘书长是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的张铁伟。故此，这便为研究所与国内外相关研究机构的联系与交往提供了重要渠道。此后，研究所的科研人员与国内的兄弟单位就相关课题进行了一系列的合作研究，陆续出版了一大批著作。其中主要包括：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原副所长刘竞先生主编的《中东手册》，宁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云南大学西南亚研究所肖宪教授主编 的《世纪之交看中东》，时事出版社1995年版；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杨灏城教授主编的《当代中东热点问题的历史探索：宗教与世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原所长赵国忠主编的《简明西亚北非（中东）百科全书》；等等。
1982年中东研究所研究人员参加
中国中东学会成立大会
（二排左一为王铁铮教授）
1983年中国中东学会年会在
西北大学召开期间西大部分代表合影
（右一为王铁铮教授）
2000年至今，是研究所自彭先生任中东所所长以来的第二个发展阶段，也是中东所成立以来步入最好的发展时期。
在此时期，作为学科带头人的彭先生，将其主要精力集中到对世界史和中东史研究理论创新的探索与思考中，同时在理论创新的基础上启 动了研究所标志性的工程，即13卷本《中东国家通史》的撰著。
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时，彭先生就开始专注于“历史交往”问题的思考和研究，他先后发表多篇论文，从古代宗教与丝绸之路、近代新航路、工业革命、当代新科技和世纪之交的统一性与多样性交织的新 世界等视阈，持续不断地对历史交往问题进行多层面、多视角的深入探讨。他试图通过对这种贯通古今、承前启后的比较研究，来重新评价和界定历史交往活动在整个人类历史进程中的地位和意义，从而揭示出人类社会发展与历史交往活动之间的内在发展及其本质。差不多经过了15年的探索和研究，彭先生关于历史交往研究的代表作《文明交往论》一书于 2002 年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13]其后，彭先生撰写的《松榆斋百记——人类文明交往散论》和3卷本《两斋文明自觉论随笔》两部后续的关于文明交往的著作，先后由西北大学出版社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至此，彭先生比较完整地构建了其文明交往的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连同吴于廑和齐世荣先生主张的世界历史研究的整体史观，罗荣渠和钱乘旦先生提出的现代化史观，被誉为国内世界历史研究的三大理论创新。
与此同时，彭先生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他将文明交往理论引入中东史的研究实践中，并以文明交往论来统领和深化中东史著作的撰述。
2000年以来，他先后主持和完成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13卷本《中东国家通史》，即《中东国家通史·阿富汗卷》（2000年版）、《中东国家通史·沙特阿拉伯卷》（2000年版）、《中东国家通史·以色列卷》（2001年版）、《中东国家通史·巴勒斯坦卷》（2002年版）、《中东国家通史·伊拉克卷》（2002年版）、《中东国家通史·伊朗卷》（2002年版）、《中东国家通史·土耳其卷》（2002年版）、《中东国家通史·叙利亚和黎巴嫩卷》（2003年版）、《中东国家通史·埃及卷》（2003年版）、 《中东国家通史·也门卷》（2004年版）、《中东国家通史·约旦卷》（2005年版）、《中东国家通史·塞浦路斯卷》（2005年版）和《中东国家通史·海湾五国卷》（2007年版）。2010年，他主持完成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单卷本《中东史》。上述著作与此前出版的《阿拉伯国家史》 和《二十世纪中东史》，使研究所对中东历史的研究广泛涉及中东通史、地区史、断代史、国别史等。这些中东史研究的系列著作基本上都贯穿了一条文明交往论的理论脉络，并因此体现出在中东史研究上的开拓与创新的学术个性。
王铁铮教授向来访沙特客人签名赠书
2000年以来，研究所先后出版的中东史著作已在学术界产生广泛影响，并确立了研究所在国内中东史研究领域的领先或前沿地位。《世界历史》2008年第3期发表的《文明交往语境下中东史学术体系的构建——〈中东国家通史〉读后》一文认为：“《中东国家通史》立足于学术前沿，探求‘自得之见’,在学术创新方面颇有建树，反映了目前国内中东国家通史研究的最高水平。”2009年，13卷本《中东国家通史》荣获教育部高校优秀社科成果二等奖。2013年，单卷本《中东史》获陕西省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
2000年以来，研究所在其他研究领域也实现了空前的突破。从2002年到2013年，研究所的科研人员申报并获准立项的国家级研究项目共计15项，其中包括两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获准立项的还涉及教育部高校重点研究基地重大招标项目、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之子课题、教育部规划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等，几乎囊括了目前设立的主要的国家级社科研究项目。这些不同层次的研究项目已经或正在开花、结果，并转变为相应 的研究成果。其中已出版的成果包括：王铁铮主编：《世界现代化历程·中东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韩志斌著：《伊拉克复兴党民族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赵广成著：《从合作到冲突：国际关系的退化机制分析》，世界知识出版社2011年版；王铁铮主编：《全球化与当代中东社会思潮》，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黄民兴主编：《阿富汗问题的历史嬗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田瑾著：《18至19世纪奥斯曼帝国与欧洲文化交往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另有出版的著作包括：马健君著：《西安回族民俗文化》，三秦出版社2007年版；韩志斌主编：《列国志·巴林》，社科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韩志斌等编：《列国志·阿曼》，社科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还有如下译著：刘精忠、黄民兴等译：《世界犹太人历史——从〈创世纪〉到二十一世纪》，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韩志斌译：《利比亚史》，东方出版中心2011年版；韩志斌等译：《北非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3年版；等等。
在学科建设方面，研究所在20世纪90年代发展的基础上，同样取得了新的进展。1991年中东史研究被确定为陕西省重点学科；1995年研究所获准设立历史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1999年获“211工程”重点项目立项；2005年被确定为陕西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2008年成为陕西省重点资助的国家重点学科培育学科2011年被教育部调整为世界史 一级学科博士点；2012年被审定为世界史一级学科博士后科研流动站；2013年在教育部的学科评估中，与复旦大学和厦门大学并列世界史学科第六位。
王铁铮教授参加2009年中阿合作论坛
（左二为王铁铮教授）
总体来说，中东所已经走过了整整半个世纪，在即将迎来建所50周年之际，我们清醒地意识到，中东所的昨天和今天仰赖一代代学人不断的奋斗和拼搏，已有的成绩，是对研究所全体同人互为协作、竭力发挥团队优势的回报。然而，所有这些成绩，尚不能满足当今时代的要求。研究所的明天依然需要脚踏实地的不懈开拓和创新，唯此才能憧憬研究所更美好的未来。
注：
[1]1964年6月教育部下发关于高等学校建立研究外国问题机构的通知中，决定在西北大学建立“伊斯兰教研究所”。从那时起到1982年前后，“伊斯兰教研究所”这个名称一直被沿用。实际上，它并非专门研究伊斯兰教，而是对伊斯兰国家开展综合研究的机构。之所以称其名为伊斯兰教研究所，可能主要是受当时国际政治大环境的影响，出于对外保密的需要。因为，在教育部下发的通知中，明确规定，“各研究机构门前一律不挂牌子，不登报”。
[2]王继宪于1965年从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毕业后分配至中东所，1980年前后调离。李熙波原为青海省政府办公厅副主任，后任中央党校汉语教研室教授；杜夏曾任西安外国语学院英语系主任，精通英语和俄语；两人均为1937年前后参加革命的老干部，“文革”期间调至中东所工作。
[3]徐启升曾任原伊斯兰教研究所办公室主任，1980年前后调离，后任西北大学外语系主任；陈开来于1970年毕业于北京外贸学院（现为经贸大学）阿拉伯语系，1983年调至石油部石油管道局；段蜀于1975年毕业于西安外国语学院英语系，1978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硕士研究生；罗明英于1976年毕业于西安外国语学院英语系，1985年前后调至西北大学经管学院；戴新平于197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东语系，1982年后陆续调往中国工程建筑公司和外交部；张自孝于1975年毕业于西安外国语学院德语系，1978年调离。
[4]赵建成在20世纪80年代曾两度赴非洲马里从事汉语教学；岳彦斌后来调离，退休前曾任西北大学文学院党总支书记。
[5]现在的西北大学公安处所在地。据说，干一楼在“文革”前一度为越南留学生的宿舍。
[6]20世纪80年代中期前后，学校对这座危楼进行了全面整修，拆除所有下陷的楼体，仅保留干一楼南北向最东边的十多间楼房，并改作西北大学公安处的办公地。另外，差不多也是在同一时期， 根据我校历史系77级校友延艺云先生撰写的剧本制作的电视连续剧《半边楼》中的一些情节也是在干一楼拍摄的，故此，干一楼又被戏称为“半边楼”。
[7]1990年3月我被任命为中东研究所副所长，2003年6月改任所长；2011年4月辞职卸任。
[8]冯淑珍调入研究所时，先在微机室工作。2002年马建军由行政管理岗位转为研究岗位，小冯接替办公室工作，后与李雅儒交换岗位，负责图书资料室的管理。
[10]《中东资料编译》的创刊时间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编的《西亚非洲》杂志的创刊时间都是1979年。
[11]《伊斯兰教与中东现代化进程》为1992年国家教委人文社科“八五”规划项目“伊斯兰教与中东政治发展及现代化进程”的最终成果；《沙特阿拉伯的国家与政治》为1988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沙特阿拉伯的君主制、家族统治的历史与现状及其与伊斯兰教的关系”的最终成果。
[12]1991年中国中东学会秘书处迁至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
[13]2013年《文明交往论》一书经过修改后，并以新书名《我的文明观》，由西北大学出版社重新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