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1月23日晚7点，西北大学社科处和中东研究所共同主办的“中东高端讲座”第23讲“‘早期国家’与两河流域文明的起源”在中东所树人启智报告厅和腾讯会议线下线上同步举行。本次讲座由上海外国语大学全球文明史研究所所长王献华教授主讲，西北大学社科处处长、中东研究所所长韩志斌教授主持，西北大学区域国别与翻译研究院院长王新刚教授与谈。中东所师生及线上300名听众共同参与了此次讲座。

王献华教授

韩志斌教授

讲座伊始，王献华教授开宗明义地表达出自己的观点，即“早期国家”属于社会进化的概念范畴，而“文明”不一定属于社会进化的概念范畴，因此“文明”的发展不需要以“早期国家”为前提，“早期国家”也可能伴随“文明”的出现而产生。而后，王献华教授考察了恩格斯对于“国家”概念的界定，并回顾了关于“早期国家与文明”的学术研究，指出不仅有国外学者在研究中将“文明”与“早期城市”拆解处理，或将“文明”与“国家”解绑，而且在古代汉语语境中“文明”也仅指“文教昌明”之意，并非是近代以来进化论意义上的规范化用法。

在简要回顾了概念的学术史后，王献华教授通过一幅依据统计数据制作而成的波动图展现了学术界对古气候学的重构，据此在两河流域确定了一条“农业不确定带”。王献华教授认为，当我们将“国家”与社会进化论中的“文明”拆解开来，乌鲁克就不再是传统认知中的国家，而是以它自身为代表的南部两河流域文明。公元前3000年左右，临海的乌鲁克和乌尔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因而成为联通水路的关节点，能够集中起人口和资源，它们的发达与远距离贸易的便利紧密相关。王献华教授指出，对于早期两河流域文明的定性，主要有三条线索，分别是基什（Kish）自上而下的世俗王权体制、乌鲁克王朝的寡头政治传统以及二者在乌尔王陵中汇聚成的一个意识形态化的专制王权。

此外，王献华教授还通过梳理乌库什-卢伽尔扎吉西-萨尔贡统一南部两河流域的历史过程，借用“国家理由”提出“文明理由”，指出阿卡德王朝对外用兵的内在动力是想要控制气候影响下重新动荡起来的“不确定地带”，从政治传统和文化传统上以“文明理由”发动统一战争，展示出对自身地缘政治的文明自觉，对于此后出现的乌尔第三王朝和新亚述帝国来说，阿卡德的萨尔贡仍作为统治者的典范被他们久久传颂。

在讲座的第二部分，王献华教授阐释了早期两河流域语境中的“早期国家”问题。他以学者贝纳蒂（Giacomo Benati）和圭列罗（Carmine Guerriero）在《文化的起源》一文中所表达的观点为主体，介绍了在新制度经济学视角下，以一千三百年间的历史气候变化为观察背景，早期两河流域的政治架构逐渐将祭司、军人、世俗王权和商人吸收进去的历史进程。王献华教授强调，自身观点与文章的分歧在于，他认为文章对早期国家问题的处理过于模糊，没有兼顾当时完整的历史图景，应该强调在早期国家走向原生国家的进程中，远距离贸易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王新刚教授

讲座现场

讲座结束后，韩志斌教授和王新刚教授对王献华教授的讲座内容进行了高度评价。在问答环节，王献华教授表明，区分进化论语境下国家与文明的最终关怀，是通过认识两河流域文明的文明逻辑来理解中华文明。除了二者的差异，更应该关注长时段中二者的相似之处，两种文明都应该借用“力量场”概念进入文明内部来理解自身，而不是简单借用欧洲发明出的帝国概念。在王献华教授接连回答了线上听众的问题后，讲座在现场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