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2月18日，由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主办的“文明交往与世界历史研究”彭树智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通过线上形式隆重举行。主旨发言环节，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王铁铮教授作了题为：“从文明交往论探寻彭先生的治学思想”的精彩发言。该环节由西北大学叙利亚研究中心主任、西北大学区域国别与翻译研究院院长王新刚教授主持。

王铁铮教授

主旨发言全文如下：

大家上午好！

刚才各位专家从不同视角阐释了彭先生《文明交往论》的主要观点和内涵，使人深有感触。我想换一个视角，也就是依据《文明交往论》并结合彭先生有关治学理念和精神的教诲，谈一谈他的治学思想。

彭先生是史学和史学理论研究的大家，他虽已年逾九旬，但至今耕耘不止，不断开拓和创新，近十多年来几乎每年都有新作问世，是吾辈学习的楷模和榜样。彭先生数十年来心无旁骛，倾心致力于文明交往论的研究和探索，一定意义上讲，文明交往论的研究和探索也充分体现和渗透着先生一贯倡导的治学理念和治学精神。

我把它主要概括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持之以恒的“韧性”。彭先生经常告诫学生：治学有三性，即“灵性、悟性、韧性”。按照他的教诲和我个人的理解：灵性是先天的，爹妈给的，无法选择；悟性是可以通过后天的学习，不断强化对事物的敏感度与认知水准；而韧性则完全取决于个人，需要一个人恒久的毅力和勤奋，也是治学的关键要素，但凡成才和有建树者大都经历过这种“韧性”的磨砺。

彭先生关于治学韧性的观点，同老一辈学者范文澜先生提倡的治学要“坐冷板凳”的精神是一致的。范文澜先生说他在近代史所坐了几十年冷板凳，他在北京大学的讲学中，多次对学生谈到治学要有坐冷板凳的精神。所谓坐冷板凳，就是要专心致志做学问，不去追求名利，甘于寂寞；同时它也包括做学问不去追随时尚，随风倒，而是要坚持自己的学术方向，不怕别人不重视，甘于寂寞，专心致志地追求真理。因此，两者相辅相成，互为一致。彭先生正是凭借这种恒久的韧性数十年致力于文明交往论的探索。

2002年，《文明交往论》正式出版。先生在该书的自序中写道“我在把交往和生产都作为人类相互联系的基本实践活动的思考过程中，由哲学上的交往问题，逐步进入到历史学的交往问题，以后又从历史学的交往问题进入文明交往问题。近15年中，我为此多次探索寻觅，或给研究生讲课、或分析史例个案、或撰述著作、或笔记摘评，都未离开交往这个主题。直到2001年，我在《史学理论研究》第1期发表《论人类的文明交往》一文，才算初步理出一些理论脉络。”用最初的15年来研究和梳理文明交往理论的脉络，可见先生执着追求的强大韧性！又在此后的20年，彭先生陆续完成和出版3卷本《两斋文明自觉论随笔》、《松榆斋百记—人类文明交往散论》、《京隐述作集》一、二卷，以及其他多本涉及文明交往的论著，总字数约500万字，形成了一整套的系统的文明交往理论。可以说，文明交往论的研究和探讨集中体现了先生的恒久韧性。与此同时，彭先生的文明交往论，同吴于廑先生提出的世界史纵横发展整体史观，罗荣渠和钱承旦教授提出的现代化史观，被学界称为中国世界史理论研究的三大创新史观。2008年

教育部社科司主编的《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1978-2008：历史学》评价三大创新史观“是中国世界史学界20多年来进步和成熟的标志，体现了中国世界史学界与世界史学的交流和融会，以及史学理论和方法应有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二是不断开拓创新的执着追求：彭先生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担任西北大学文博学院院长时，提出“勤奋、严谨、求实、创新”的八字学风，彭先生认为，从求学治学的角度看，勤奋是基础，严谨是要求，求实是原则，创新是方向。这种学风又贯穿着三种基本精神：即献身、科学和进取精神，这种学风和精神构成了先生学术研究的原动力，并使他的探索和研究达到了人们难以企及的高度和深度。

文明交往论一书中提出的诸多观点就反映了他的开拓创新理念。例如彭先生提出：人类文明交往的基础，是人类的生产实践活动，而生产实践活动的前提，是人类的社会交往，即社会关系和联系，他运用各种客观、具体的史实来辨析和证明文明交往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又如，先生在书中形象地分析文明交往与生产力的关系：他认为文明交往形成的交往力，同生产力相互作用，分别组成了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横线和纵线，彼此交叉壁联，织成了色彩斑斓的多采性历史画卷。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明之间的交往，不同性质的文明与野蛮之间的矛盾交往运动，与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水平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一起，推动着历史的前进。再如，他指出文明交往的意义不但表现于交往的内容和形式在新陈代谢中由低级向高级演进，由野蛮状态向文明化上升；而且也是历史交往由地域的、民族的交往，走向世界性的普遍交往，使世界逐步转变为整体性的全世界历史，等等。彭先生的开拓创新理念是他治学取之不竭的力量源泉。

三是广博和深远的历史洞察力。这一点涉及治学的理论思维和如何开展研究两个问题。彭先生在《人文研究》1988年第1期的：“历史科学的发展与历史哲学的创新”一文中写道，从事历史科学的任何一个专业，都必须有历史哲学的修养，只有这样才能具备广博和深远的历史洞察力。这种洞察力表现在选择课题方面，即为“科学的鉴赏力”。也就是选择那些值得深入研究、具有发展前途的研究方向与课题的冷静分析与辨别能力。彭先生将选题上升到科学的鉴赏力，实际上反映了他对历史研究中哲学思辨素养的重视。

另一方面，彭先生注重对具体研究对象的整体性分析，提出宏观、中观和微观，层次和类型分析，纵横和互为比较等历史研究方法。同时他倡导,学习一切有用的理论和方法，包括西方的理论和方法。展示了治学大家兼容并蓄的宽广胸怀。

四是理论与研究实践的结合。具体说，就是将文明交往论引入到中东史的研究实践中。自1998年以来，他先后主持13卷本《中东国家通史》，两部全国研究所教学用书，即《阿拉伯国家史》、《20世纪中东史》，以及《中东史》和其他多部中东专题研究的著作。这些中东史和专题研究的系列成果基本上都贯穿了文明交往论的理论线索，彰显了独特的学术个性。这些成果也是中东所学科建设的奠基之作，由此形成了中东所学科建设的优势。

上述四点是我结合文明交往论总结归纳的彭先生的治学思想。最后我以彭先生著述中的话来结束我的发言：学者不可追求时尚趋新，不为失去原则而媚新，但一定要有科学的求新与创新意识，应当为解决现实问题而从事认真的学术研究，把研究问题切实与科学精神相结合，不断开辟学术研究的新天地。

我愿以上述教诲与大家共勉。同时衷心祝愿先生健康、快乐、长寿！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