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2月18日，由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主办的“文明交往与世界历史研究”彭树智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通过线上形式隆重举行。主旨发言环节，南开大学历史学院陈志强教授作了题为：“欧洲文明视阈中的拜占庭历史与文化——浅谈拜占庭帝国的历史贡献”的精彩发言。该环节由西北大学叙利亚研究中心主任、西北大学区域国别与翻译研究院院长王新刚教授主持。
陈志强教授
主旨发言全文如下：
拜占庭帝国是否属于欧洲中世纪历史的一部分？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这个千年帝国应该处于什么地位？类似问题成为欧洲史研究的隐形问题，至少在我们中国，拜占庭帝国的历史与文化长期被边缘化，不仅大部分高等学校教材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大学世界中古史课程也大多没有相关的教学内容，导致一些同志以为拜占庭历史与文化不属于“欧洲中古文明”。
事实上，研究和学习欧洲中古史而不谈拜占庭史是一个重大缺陷，反映出我们的世界史研究和教学还不完善，我们在欧洲中古史领域的研究水平有待提升，特别是在东欧拜占庭研究方面还存在明显不足，在研究框架方面还不能彻底从西欧学术影响中跳出来，在宏观研究理论上还不能真正摆脱“西欧中心论”的思想束缚。
造成这一现状的重要原因，除了西欧几代学者在西欧率先进入工业文明的大背景下，努力打造其新文化主导话语权和学术主导权外，对拜占庭文化采取了自觉或不自觉的排斥态度，以至于深刻影响了欧洲中世纪历史研究的价值取向。加之西欧学者中普遍存在的识读希腊语和西里尔文字体系语言文献史料的障碍，研究和学习的难度成倍增加。不得不说，我国的情况与此类似。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的回答非常明确：拜占庭帝国即东罗马帝国是欧洲地中海世界中古史极其重要的部分。从欧洲中古史的角度看，拜占庭帝国的历史贡献非常突出，表现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诸多方面。
首先，自古典时代结束后，公元三世纪大危机终结了上古欧洲史，逐渐拉开了欧洲中古史的大幕。此后，所谓日耳曼人“蛮族入侵”的巨浪便渐次席卷欧洲地中海世界，自北向南迁徙的法兰克部族、昂格鲁撒克逊部族，和自东向西的西哥特部族、东哥特部族，以及汪达尔、伦巴第等部族相继侵入欧洲各地，并在整个欧洲地中海各地定居，有些建立了“原始王国”。在此外族移民巨浪冲击中，东罗马（拜占庭）帝国在君士坦丁一世领导下站稳了脚跟，在帝国东部的拜占庭古城扩建并正式启用“新罗马”（即君士坦丁堡）。
强势崛起的拜占庭帝国在君士坦丁大帝、塞奥多西一世、查士丁尼一世等杰出皇帝的统领下，强化中央集权，完善帝国国家建设，统一调动帝国各种资源，取得军事行动的巨大成就。拜占庭帝国在原罗马帝国东部疆域军事遗产基础上，不断调整帝国军事组织和战略战术，建立起帝国的东部防御体系，进而也打造起整个中古时代欧洲地中海世界的东南部军事壁垒。虽然，以两河流域为晚期罗马帝国扩张极限的边界，不断受到萨珊波斯军队和其他草原部族的攻击进犯，但是，这道防线基本稳固。
从欧亚大陆中古史发展看，公元4、5世纪的气候趋于温暖期，适于游牧民族的发展，其对当时人类生活影响最大的是，人口流动性增加，与此相伴的族群之间的战争愈发频繁。欧洲地中海世界面临欧亚大陆腹地游牧民族的冲击压力明显增大。作为统一帝国的拜占庭军队先后化解了西哥特人、东哥特人、匈人等大小游牧或半农耕族群的入侵，保全了东罗马帝国，从东南方向降低了欧洲的压力，进而也降低了蛮族混战、政治四分五裂的欧洲其他地区的战争烈度。
毫无疑问，拜占庭帝国在保护整个欧洲方面发挥了重要的军事作用，使东南欧地区能渡过公元4、5世纪外族入侵的第一道难关。这样的作用，拜占庭帝国在此后数百年间一再发挥。譬如，公元7世纪中期，新兴的伊斯兰哈里发国家大肆进行军事扩张，其北路大军在“真主之剑”哈立德统帅下，横扫整个西亚。阿拉伯大军水陆并进，兵抵君士坦丁堡城下，但是遭到拜占庭军队的成功抵御，兵败撤退，拜占庭人粉碎了阿拉伯北路军继续进军中欧的计划。
值得注意的是，拜占庭人利用新式防御武器“希腊火”长期阻遏阿拉伯军队西进，使其止步于博斯普鲁斯和达达尼尔海峡一线，未能进入欧洲。反观欧洲西部，阿拉伯西路大军不仅成功跨过直布罗陀海峡，而且翻越比利尼斯山脉，兵抵法兰克王国南部波亚迭，只是由于法兰克宫相查理马特在此地打败入侵者，才从西面阻遏住阿拉伯军队会师中欧的计划。但是，比利牛斯山脉以西的伊比利亚半岛从此以后陷入两大宗教各派王国混战的局面，直到15世纪末“收复失地运动”取得胜利。
拜占庭帝国长期发挥着中古欧洲东部军事屏障的作用，其中央集权皇帝专制统一帝国能够适时推行军政改革，军区制便成为有效应对外敌入侵的制度，使拜占庭人能够适应欧洲地中海中古世界东部战争日益频繁的新形势，并在古代世界地缘政治交汇区域形成了对整个欧洲的保护。特别是在欧洲文化中心北移的大背景下，拜占庭帝国在地缘政治交战区（东欧）逐步打造起对整个欧洲的军事保护区。这样的贡献得到国际学术界一致公认。
还应注意的是，拜占庭军事在冷兵器时代形成了特点，即在总体防御中采取主动进攻的战略战术，其首都君士坦丁堡的城防工事堪称整个欧洲中古军事领域的一绝，被称为“无法攻克的堡垒”，是“万城之中的王城”。其强大的防御力量和先进的防御技术比欧洲任何城堡都坚固，拜占庭人的多种军事科技都是围绕这一防御战略发展的，发挥着远比欧洲其他地区骑士武装强大的军事作用。拜占庭军事技术和兵器也直接影响欧洲其他地区，仅以当时世界闻名的拜占庭军刀为例后来为叙利亚人所承袭，以大马士革弯刀传世。
其次，拜占庭帝国对欧洲的历史贡献表现在政治方面。诚如学者所说，罗马帝国是统一欧洲地中海古代世界的唯一帝国，拜占庭帝国继承了其中央集权制统一帝国的政治传统，并将该传统进一步发展成为皇帝专制帝国体制。而欧洲其他地区经历了数百年的封建战争之后，在11世纪前后逐渐降低战争的频度，他们深刻体验到战乱之于贵族和民众生活的痛苦，消弭战乱、倡导和平的呼声高涨，“上帝和平”运动于此期出现。拜占庭人相对安定的环境和更为富有的生活对整个欧洲各地民众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十字军东征则为他们提供了亲身体验的机会。
拜占庭人不仅继承了罗马帝国中央集权制的政治遗产，以罗马帝国正统继承者的身份保持了统一帝国的政治体制，而且在皇帝专制统治、《罗马民法大全》等诸多方面坚持了欧洲地中海上古政治遗产，并有所发展。以至于拜占庭帝国始终自称为“罗马帝国”，并被后人称为“第二罗马帝国”，直到1453年最终灭亡。在西欧中古时期出现的“加洛林帝国”“神圣罗马帝国”都不能也不敢自称为“第二罗马帝国”的重要原因。
十字军东征（1096-1291年）持续了近200年，其原因和影响复杂多样，客观上加强了西欧民众对拜占庭帝国的亲自体验，他们亲眼目睹了拜占庭帝国的富足，亲身体验到其居民生活水平之高，帝国都城的宏伟壮观令所有参与十字军运动的西欧人惊讶不已，因此也对拜占庭人充满了羡慕、敬畏、嫉妒、仇恨，并对拜占庭皇帝及其皇宫礼仪全方位的模仿。自此以后直到启蒙运动前的17世纪末，拜占庭王公贵族生活方式就成为西欧各个王室争相学习的榜样，西欧上流社会更是把“拜占庭风尚”视为相互攀比的标准。
拜占庭人坚持罗马帝国政治理念的社会环境是与东地中海世界复杂的族群构成密切相关的，这里不仅存在埃及、巴勒斯坦、叙利亚、阿纳托利亚、小亚细亚等地“古代民族国家”的遗民和遗产，而且有大量从东方和北方涌入巴尔干半岛的斯拉夫和中亚游牧部族。为了治理众多古代族群，帝国政府始终维系着庞大且完善的官僚国家体制，其核心是集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社会司法、宗教文化各种最高权力于一身的皇帝专制中央集权，以此实现大帝国的统一。拜占庭人将古代罗马帝国集权政制模式发展到极致，从而形成独特的专制帝国体制。
直到欧洲中古晚期，各国王室都将强化王权作为最高目标，拜占庭帝国的中央集权政治更是他们争相学习的榜样。虽然以罗马为中心的天主教与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东正教一直在争夺基督教世界最高领导权，但是在各民族国家萌发的初期，西欧各国专制王权无疑从拜占庭帝国中央集权皇帝专制主义中学到了诸多珍贵的经验。言及于此，需要提醒各位需要用历史的眼光看待启蒙运动以前欧洲人的精神境界，同时我们不得不佩服启蒙思想家成功的新精神建设。
正是在启蒙运动中，以孟德斯鸠和吉本为代表的思想家和学者，将曾经被西欧人追捧的拜占庭帝国打入冷宫，他们甚至公开放弃了他们所熟知的“拜占庭帝国”的名称，坚称那个千年帝国为“希腊帝国”和“罗马帝国”，他们还无情批判拜占庭皇帝垄断公共权力，断言拜占庭历史就是“叛变、骚乱和和背信弃义行为”的集合，是“蛮族和宗教的胜利”。作为欧洲工业文明的弄潮儿，拜占庭政治模式和政治生活遭到他们刻意的污名化，这个帝国也被掘出坟墓，遭到彻底的鞭笞。
启蒙主义史观明显的矫枉过也是历史发展的需要，启蒙思想家极端的思想表达方式全盘否定拜占庭历史，彻底抛弃拜占庭文化，这种历史虚无主义实不可取，但可以理解。吉本等人在丑化处理拜占庭宗教和文化时，没有心情把握该帝国的思想精髓和历史价值，但启蒙时代虚无主义历史观对拜占庭史的误读最终还是让位于科学的历史研究，启蒙思想家们的历史局限性最终被科学理性所弥补，在实证主义史学成为主流后，拜占庭帝国在欧洲的地位得到应有的恢复，其对罗马帝国政治遗产的继承也得到承认。
如今，客观理性的历史研究者都不否认，拜占庭帝国辖区是欧洲地中海中古世界中，人口最为集中和城市最多的地带、经济发展和物质生活最为富有的地域、基督教正统教派地位最高的中心、中古晚期以前欧洲文明发展水准最高、文化生活最丰富的地区，因此也是古代古典文化积累最雄厚的区域，以至于直到今天，人们还将拜占庭帝国称为“第二史料大国”（第一是中国），而这一切都是在这个帝国的政治模式主导下产生出来的。
再者，拜占庭帝国对欧洲的历史贡献表现在文化方面。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批评欧洲中世纪为“黑暗时代”似乎有些极端，但这种评断在中世纪的西欧是实事求是的，因为古典世界的文化传统在西欧数百年的“蛮族入侵”和封建战争中遭到严重破坏是个不争的事实，日耳曼各部族国家在罗马帝国废墟上重建的蛮族王国文化大体上是日耳曼人原始文化与没落的罗马文化的结合，与古典时代的灿烂文明相差甚远，与古典文明继承者的拜占庭文明也不可等量齐观。
西欧城市文明直到10世纪以后才逐渐发展起来，而此时的拜占庭城市文化生活还延续着古典时代的荣耀。考古学家推测，君士坦丁堡的人口达到50-100万之众，这个记录在18世纪以前的欧洲其他地区没有被打破过。在大城市中聚集着众多的文化精英，拜占庭知识分子以其精通古典的世俗学问和基督教的宗教文化而自豪，以能说会写标准的希腊语言而骄傲。但在西欧，直到人文主义者布鲁尼惊呼：在意大利“我们已经有700年没人懂得希腊语了”时，才惊醒了那里的进步文人。
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深受拜占庭文化的影响，拜占庭知识分子传承收藏的古希腊文化遗产受到文艺复兴运动人文主义者的青睐，现存于世的古希腊文献中有75%是以拜占庭手抄本的形式流入意大利。许多拜占庭流亡学者成为新文化运动领军者的老师，不仅向他们传授希腊语言文学知识，而且激发起他们对以希腊语言文学为核心的古典学术的热爱，有力地推动人文主义者在思想理论上接受柏拉图主义。拜占庭知识分子还通过珍贵的古代文献和文物为新文化运动提供了文化素材，使得拜占庭文化成为文艺复兴运动重要的文化来源。
拜占庭流亡知识分子不仅教会了意大利人文主义学人正确的希腊语，将随身携带的古典文献和文物捐献给各个文艺复兴中心城市，而且为新兴阶级提供了发起文艺复兴运动的思想武器。恩格斯准确指出：“拜占庭灭亡时抢救出来的手抄本，罗马废墟中发掘出来的古代雕像，在惊讶的西方面前展示了一个新世界—希腊的古代；在它的光辉的形象面前，中世纪的幽灵消逝了；意大利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艺术繁荣，这种艺术繁荣好像是古典时代的反照，以后就再也不曾达到了。”
拜占庭教俗知识分子痴迷古希腊文化不是偶然的，而是该地区特别是爱琴海地区自古以来生活状态延续的结果。拜占庭经济虽然属于农业经济，拜占庭文明具有农耕性质，但作为拜占庭文明中心区和区域经济圈中心点的城市财政则主要依赖自古存在的地中海海洋经济，帝国统治极大得益于海洋航路上活跃的过境贸易（特别是黎凡特东方贸易），因此其继承古希腊文化具有广泛持久的生活需求和社会基础，它也将这一鲜明特征带给了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
正是凭借着古典文明蕴藏的活力，拜占庭人在9、10世纪期间通过传教士西里尔创造了古斯拉夫语的“西里尔文字”系统，成功打造了包括整个东欧世界的拜占庭文明圈，并将各斯拉夫族群纳入其中，其影响至今犹存。而古典希腊的思维模式通过希腊语不仅深入人心，且日益扩大成为融入其血脉的精神遗产。即便这种遗产被披上了中古基督教的外衣，也难以改变其古老的文化传统特质。同样，古代罗马帝国统一世界的政治理念和帝国皇帝君临天下的荣威一直是拜占庭人的政治理想和追求。
最后，还要提到，作为欧洲中古文明核心内容的基督教也是由拜占庭人传入欧洲的。基督教是罗马帝国的遗产，同样为东罗马（拜占庭）帝国所继承。公元4世纪初的基督教尚未获得罗马帝国官方认可的合法地位。拜占庭皇帝君士坦丁一世敏锐地认识到这个源自巴勒斯坦地区的宗教具有强大的活力，比地中海世界其他古代宗教具有更大的发展前景，因此一改前代君主的迫害政策，第一次关照基督教，赋予其合法地位，并在他完成统一帝国的目标之后，亲自主持召开了尼西亚宗教会议，使之成为实质性的国教。
正是在帝国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基督教加速发展。自君士坦丁大帝之后，拜占庭帝国约150个皇帝和君主，除了朱利安皇帝外，全都是基督徒。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早期的皇帝们，他们不仅确定了至今仍为各派基督教教会接受的基本信仰和信条“尼西亚信经”，而且确定了皇帝对于教会的“至尊权”，在鼎力支持基督教发展的同时，也严格控制宗教事务。正是在皇帝的命令下，1200名教职人员被派往约120个行政省区，从而以国家力量完成了基督教在欧洲的布局。
也是在这位“第一位基督教皇帝”及其后人的支持下，基督教获得了官方正统宗教的地位，拥有包括大量固定资产和非固定资产的所有权和经营权，享有包括免税权等在内的经济自主权，以及社会各层次司法诉讼的独立审理权和判决权，特别是将信徒遗产接受权永久掌控于教会手中，在多种特殊的权利和权力中，基督教立法权具有不可挑战质疑的地位，诸如婚姻法等各种民事立法连皇帝也要严格遵守，这就为基督教在中古欧洲的长期发展奠定了基础。
更是在这位号称“第十三使徒”皇帝及其后人的资助下，包括君士坦丁堡在内的帝国各地大小城镇和农民定居区，兴建起无数的教堂，其建筑技术、材料、工艺、质量等都是整个欧洲各类建筑中一流佳作，其使用寿命不是以数年、数十年、上百年，而是上千年为单位，因为它们是上帝降临人间的圣地，是所有信徒心灵的归属地，是虔诚信徒灵魂聚集的家园。至今，这些遍布欧洲各地的教堂成为基督徒跨越时空顶礼膜拜的场所，也是游人必到的景点。而基督教借此成为四分五裂混战不已的西欧唯一“统一”的力量。
自君士坦丁一世直到8世纪中期，至今为基督教各派承认的“前七次大公会议”确定了基督教的核心信条，如“三位一体”“原祖原罪”“灵魂不灭”“基督救赎”等，也确定了基督教神学的正统内涵，建立起遍布欧洲地中海中古世界各地的教会组织，确立了以“五大教会”为首的各地教会之间的关系。公元325年第一次尼西亚会议斥责阿里乌派为“异端”，首开基督教内部审判异端的历史，从而赋予了正统教派铲除异己的武器，在中古欧洲各地盛行，同时开启了非正统教派的发展史，为被压迫信徒留下了生存发展的空间。
以基督教信仰为核心的中古欧洲世界虽然呈现出族群构成、政治模式、国家形态、社会组织、经济发展等多方面的多样性、多变性，但是在基督教信仰上却找到了共同性。基督教不仅成为整个欧洲地区最鲜明的身份认同标志，而且成为化解区域内差异性最强大的统一的因素，无论来自斯拉夫民族的原始崇拜、还是来自北欧的神话传说，甚至日耳曼各部落信仰等等都被“同化”为欧洲人的共同信仰，而完成基督教神学、制度、礼仪规范化和在整个欧洲布局的就是拜占庭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