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2月18日，由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主办的“文明交往与世界历史研究”彭树智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通过线上形式隆重举行。主旨发言环节，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郭小凌教授作了题为：“汤因比文明交往说与彭树智先生的文明交往论”的精彩发言。该环节由西北大学叙利亚研究中心主任、西北大学区域国别与翻译研究院院长王新刚教授主持。

郭小凌教授

主旨发言全文如下：

尊敬的各位同仁朋友们好！

很高兴受邀参加文明交往与世界历史研究——彭树智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这对我是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过去读过彭先生的著作文章，但浅尝辄止。这次因邀，再读彭先生的《我的文明观》《人类文明散论》等代表作，感受颇深。于是准备了一个很粗糙的、不成熟的发言，在面上比较一下两位思想家的文明说的异同之处，仅仅提出问题，供有心人做进一步讨论的参考。

两位先生具有高度可比性，都是专业史家出身，从具体的历史研究开始，进而扩展到宏观研究，探讨有关人类的终极关怀问题。从稍微长远一点看，尽管汤因比（1889-1975）生于19世纪末，按今天代际标准,与彭树智先生（1931—）大约相隔两代，但两人实际是同代人，研究的对象是同时代的文明问题。按汤因比的看法，几千年的文明史，属于人类的童年时期，所以间隔两千多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实际处于同一历史阶段，汤因比用了一个英文词contemporary，同代共时。从这样的大视角看，汤因比与彭先生是同时代的人，是所处时代具有深远目光的、做大学问的人。

大学问研究的对象一般是大事物。两人共同的研究对象是文明，这是规模最大的历史单位。两位先生在考察人类史时，都不约而同地把超越了国家、民族的文明形态作为自己的基本历史研究单位。对此，汤因比在《历史研究》开头便申明：“我是从寻找历史研究的单位入手，开始自己的研究工作的。这个单位应当相对完整独立，或多或少有别于其他历史成分，对我们来说可以对其感知并能够加以理解的。我舍弃当前根据国别来研究历史的习见做法。我的研究单位似乎是某种范围更大的碎片，这就是文明。”

彭树智先生并没有解释他为什么选择文明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因为他没必要解释为什么。文明作为历史研究的单位，在彭先生治学的时候已成为学界一种研究方向。不仅思辨的历史哲学家曾经成功地讨论过这个偌大的历史形态，而且在各国专业史学的历史撰述中，文明术语已被普遍采用。尽管在一般历史撰述当中，国内外史学工作者更多地使用具体国家作为自己的基本陈述单位，文明只是包含着一个或若干个国家的可有可无的大概念，但早在19世纪初，已有人把特定文明作为自己的研究主题，如法国历史家和政治家基佐的《欧洲文明史》一书（1882年），首次以大范围的文明形态作为自己的讨论对象。所以对文明的研究，在基佐、施本格勒和汤因比之后，已是既定的研究方向，个人是否选择这一方向，取决于研究者的意向和治学能力。彭先生选择了文明史，表明他与汤因比一样，关注人类史最大的历史单位。这是两人在研究对象充分一致的地方。

再者，两人对文明内涵的理解也有相似之处，都认为文明不止是单纯的文化形态，而是一种政治、经济、社会和思想文化成分的综合体。但两人对文明内涵的表达与理解还是能看到明显的差异。彭先生对文明的理解更符合专业历史学界对文明的定义，即文明是指与蒙昧和野蛮的史前社会相对的一个大的历史阶段，表现为政治、经济、社会制度与文化传承的相对开化形态，是物质、精神、制度、生态文明的综合体。

相形之下，汤因比对文明所下的定义不如彭树智先生严谨。譬如在专门说明他使用的一些重要概念的定义一章，他把文明先是概括为“在城市中发现的一种文化”，意即城市乃是文明的基本特征。这当然失之偏颇，因为这样的定义把游牧文明排除在外，也与某些农耕文明的实际相悖，例如古希腊的斯巴达就是只有农村没有城市的文明国家。汤因比意识到仅强调一点的不足，因而对文明提出了引申义，即文明等同于一种社会状态，包括少数脱离生产劳动的劳心者。这就增加了文明的一个特征——脑体分工。而在“各个文明”术语的释义中，他又把文明视为诸多社会成分的一种组合，包括国家、宗教团体、其他社会群体的社会形态，这是同彭先生的文明内涵最相近的陈述。两相比较，彭先生对文明的理解要清晰合理、准确得多。

第三，两人都认为文明之间的交往是文明存在的重要条件。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全书共11个单元，其中有两个单元也就是第9-10部专门讨论这个问题，主题分别是“文明在空间中的碰撞”和“文明在时间上的接触”，是重点，但不是核心。彭先生的核心思想就是文明交往，他用整本专著或其他著作论文如《文明交往论》《我的文明观》《人类文明交往散论》对自己的文明交往观点进行反复阐释与证明。

两人对文明间的交往形式具有统一认识，这就是战争交往与和平交往或和平与暴力交往两种形式，但对两种形式在文明史上的作用认识有所区别。汤因比的核心理论是挑战与迎战这一对矛盾，贯穿文明的起源、成长、衰落全过程，而交往只是文明面临挑战与迎战的一种表现形式。文明起源与交往无关，仅与文明成长与衰亡有所关联。在起源与成长过程中，自然条件好坏以及是否在适当的时刻能够出现杰出人物的创造性活动，乃是文明起源与成长的必要条件。文明的交往发生在文明起源之后的成长与衰亡阶段。他把不同文明之间的交往称作碰撞，在很大程度上是不期而遇的遭遇式碰撞。这种碰撞式交往绝大多数表现为冲突，往往是损失惨重的战争，很少数是和平、包容的你来我往。在汤因比看来，像中华文明与印度文明之间有关佛教的创造性和平交往可谓凤毛麟角。在汤因比看来，冲突的结果可能刺激一种本来该衰亡的文明延长了生命，也可能促使不该衰亡的文明衰亡。换句话说，碰撞交往不是文明成长与衰亡的决定要素，而是助推的力量。

彭先生则把交往看作是文明形成、发展或衰亡全过程中的决定力量。在《我的文明观》一书中，彭先生特别指出，“和一般文明理论不同，我在世界史，特别是中东史领域的探索中，把文明和交往有机地联系为一个整体概念——文明交往；同时，用生命、价值和动力三要素表述文明交往的内在联系；文明的生命在交往，交往的价值在文明，文明交往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当然这里应该理解为“文明交往是人类文明社会发展的动力”，因为前文明的史前社会占去人类历史的99.99%的时间，交往可称作前文明交往，实际上彭先生同样认为，前文明社会的交往推动了文明的形成）。

在交往形式上，彭先生把和平交往置于暴力交往之前，在论证中对和平交往的类型、特点、效果与价值做了深入的说明，与汤因比的偏重冲突与战争交往的认识有显著差异。显而易见，彭先生的看法更符合客观的文明史实际，因为和平与暴力存在的时间相比，无论是单个文明内部还是诸多文明之间，和平都占据着极大的优势。

在《文明交往论》中，彭先生系统阐述了文明交往论的理论要点，包括人类文明交往的基础，文明交往的趋向、基本内容，基本形式、重要因素、基本属性、基本链条、总特点，特别说明了自己所持文明交往论的思想来源于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是受马恩所述“一切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这句话的启发。这样，彭先生就把自己的文明交往论置于唯物史观的基石之上，不是与唯物史观相生相克的、标新立异的解释体系，而是在唯物史观基础上继承与发展的产物。

彭先生的文明交往论不仅给我们提供了认识文明史的新视角，而且具有鲜明的现实意义。在21世纪最初二十年的世界历史中，文明之间的冲突已不是亨廷顿的主观臆想，也不是历史的陈迹，而是当今国际政治舞台上的现实，是百年未有之变局的一种体现。正因为如此，从江泽民、胡锦涛主席到习近平总书记，都强调五千年连续不断的中华文明的唯一性，说明中国政治体制具有自身文明的继承性和历史性。彭先生的文明交往论在当下这种错杂复杂、既有冲突又有合作的国际政治现实中可以派上很大的用场。读彭先生的交往论细节，有不少具有启发性的议论，如文明共存需要交往，交往需要良性的、积极的互动，而互动交往的基础是平等，没有平等就没有健康的交往；要警惕文明冲突中的极端倾向，决不能丧失文明交往中的理性和清醒；民主的绝对化便会异化，平等的抽象化，会导致天才的湮没等等。有些论述是建议性的，有的是警示性的，振聋发聩的。

简言之，比较汤因比与彭树智先生文明交往观或毋宁说文明观，有很多文章可作，我的发言只是提出问题，抛砖引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