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本书综合利用希腊罗马史料、亚美尼亚史料和阿拉伯史料和波斯史料详述了罗马-拜占庭帝国与帕提亚-萨珊帝国六百余年的战争交往史，涉及两大帝国的政治史、军事史、外交史和文化史各个方面，兼顾公元1—7世纪欧亚大陆文明发展史的整体结构和深层面向。本书首次从东西方平等均衡的视角来研究古代地中海文明与古代西亚文明的交往，从史料细节入手完整呈现了罗马波斯战争的历史背景、爆发原因、参与力量与国际体系，揭示了罗马波斯战争对古代世界文明史演进的深刻意义和文明交往价值。
目录
第一节 研究缘起
第二节 史料
第三节 研究现状
第四节 概念界定和研究方法
第二章 从亚历山大到庞培：罗马波斯战争的原因和背景
第三节 米特里达梯战争与罗马-帕提亚近东两极格局的形成
第三章 晚期罗马共和国与帕提亚帝国的战争
第一节 亚美尼亚问题的肇始与罗马-帕提亚的初步交锋
第四章 早期罗马帝国与帕提亚帝国的战争
第二节 尼禄时期的罗马-帕提亚战争与亚美尼亚安息王朝的建立
第四节 哈德良和安东尼·庇护时期的罗马-帕提亚关系演变
第五节 马可·奥勒留时期的罗马-帕提亚战争及安东尼瘟疫
第六节 塞维鲁时期的罗马-帕提亚战争与罗马波斯边界的东移
第五章 晚期罗马帝国与萨珊帝国的战争
第四节 亚美尼亚的基督教化与4世纪罗马波斯关系的转型
第六节 亚美尼亚的瓜分与4世纪末罗马波斯和平的确立
第六章 早期拜占庭帝国与萨珊帝国的战争
第四节 “高加索战争”的爆发与公元591年和平协定的签署
第五节 古代世界的最后大战：公元602-628年的罗马波斯战争
第七章 地缘政治、国际体系与文明交往：罗马波斯战争的理论解读
第一节 “罗马波斯战争”中的地理结构、疆土安全与国家战略
第二节 国际体系：罗马波斯战争中核心、中间、外围行为体的互动
第三节 从希腊化到伊斯兰：文明交往视角下的罗马波斯战争
后记
作者简介
龙沛（1993— ），四川自贡人，历史学博士，考古学博士后。2011—2018年在西南大学先后获得教育学学士学位和历史学硕士学位；2018—2021年在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攻读历史学博士学位；2019年3月至2020年3月先后赴南开大学东欧拜占庭研究中心和伊朗马什哈德菲尔多西大学人文学院从事访问学者研究。2021年7月毕业于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并留所执教，2022年起任西北大学丝绸之路考古合作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和西南大学伊朗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2023年起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集刊《中亚论丛》执行编辑。主要研究领域为中东帝国史和伊朗古代史，包括帕提亚-萨珊波斯史、波斯帝国史、古代波斯史学、希腊化研究、中亚西域史、古代晚期研究和波斯化世界研究。近年来主要关注萨珊帝国的历史记忆、天下观念与族群认同问题的研究。先后在《世界历史》《古代文明》《光明理论》等权威核心刊物上发表论文十余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陕西省教育厅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和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各一项。
主要内容介绍
盛开于凯撒长眠之土上的玫瑰，在逝者鲜血的浇灌下艳压群芳。
——奥马尔·海亚姆《鲁拜集》
战争与大国兴衰和文明冲突之间的关系是历史研究的永恒话题，亦是国际关系研究的古老命题。本书的核心议题“罗马波斯战争”，和中东历史上更加著名的“十字军东征”以及当代的“阿以冲突”等重大历史和现实事件相比，往往没有后两者那样的大众知名度和关注度。但如果说有一场战争曾经最深刻地改变了古代中东文明的发展历程并在潜移默化中形塑了当代中东头号反美大国——伊朗对西方文明的历史认知，那便是这场开启于公元前1世纪并于公元7世纪初达到高潮的“罗马波斯战争”。在中东文明史上，7世纪阿拉伯—伊斯兰文明的兴起构成前伊斯兰中东文明与伊斯兰中东文明的历史分界，并奠定了现代中东文明的基本政治、宗教和文化基调。然而，在伊斯兰文明兴起之前，中东历史发展的基本脉络和核心要素应该如何表达？伊斯兰文明为什么会在7世纪初的阿拉伯半岛破茧而出？如果没有罗马和波斯两大帝国之间那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伊斯兰教能否顺利冲出半岛并于日后发展为一个成功的普世性世界宗教？以上都是相比研究当代中东问题而言更加深刻而缺乏现代中东学者关注的问题。而从当代国内外古史学科体系来看，由于以古代地中海文明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古典学”和以古代近东文明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东方学”在学科设置、理论体系和研究视角上彼此独立，导致关于罗马—拜占庭帝国（Roman-Byzantine Empire）和帕提亚—萨珊帝国（Parthian-Sasanian Empire）的研究成果虽然十分丰硕，但两大帝国对中东的统治以及它们之间复杂的交往关系一直没有得到国内外学者系统的对比性、综合性研究。而国内学者由于语言条件的限制，其对帕提亚—萨珊帝国历史的基础研究也极为薄弱。这样的研究现状与两大帝国分治中东地区近七百年之久的历史事实相比是极不对称的。而在现代中东学者关于中东通史的著述中，前伊斯兰时期尤其是罗马—波斯时期（约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7世纪初）的中东历史所占的篇幅可谓寥寥。20世纪中东史巨擘伯纳德·刘易斯（Bernard Lewis）在其代表作《中东：激荡在辉煌的历史中》（Middle East: A Brief History of the Last 2000 Years, 1995）中为纠正罗马—波斯帝国在现代中东通史撰写中的“低存在感”有着经典性的表述：“我之所以以基督纪元而不以伊斯兰纪元作为本书的开端，正是为了挽救长期被忽视的拜占庭帝国和萨珊波斯帝国”。可是即使是刘易斯的著作也未能对公元1-7世纪罗马—波斯帝国对中东统治的演变及其特点进行详尽深入的解读。而在国内学者的中东通史著作中，以伊斯兰文明兴起作为中东历史叙事的开端更是成为普遍的趋势，前伊斯兰时期的中东历史往往被一笔带过，而在古代西亚文明发展链条“终端”上的帕提亚—萨珊帝国史更是乏人问津。因此，国内学界对前伊斯兰时期中东“非伊斯兰文明”研究的忽视状态亟待得到改变。事实上，研究中东历史上的“罗马波斯时代”具有多方面的学理和现实意义。“罗马波斯时代”中东文明的演进轨迹绝不应被伊斯兰文明的兴起所遮蔽。恰恰相反，罗马波斯时代中东的文明交往、冲突和变迁正是伊斯兰文明兴起的历史和逻辑根源。在中东文明史演进序列中，罗马—拜占庭帝国和帕提亚—萨珊帝国分治中东的“罗马波斯时代”构成连接中东历史上希腊化时代（Hellenistic Age，公元前4世纪末至前1世纪末）和古典伊斯兰时代（Classical Islamic Age，公元7世纪初至10世纪）的关键文明链条，其研究价值自然是不言而喻的。
首先，罗马波斯时代中东地区的帝国统治、宗教传播和社会经济结构演变为伊斯兰时期中东文明的诸多核心要素奠定了基础。从宏观上看，“罗马波斯时代”既是公元前4世纪亚历山大东征后中东“希腊化时代”东西方文明深入交往交融的结果，也是7世纪初阿拉伯—伊斯兰文明兴起的根本历史前提。这一时期中东文明交往的主体是以希腊罗马文明为代表的地中海印欧文明和以波斯—伊朗文明为代表的西亚印欧文明，而古老的西亚闪米特文明处于相对被动的交往地位。必须指出的是，罗马和波斯在中东的东西对峙格局是希腊化时期东方帕提亚王朝（即安息王朝）和西方罗马共和国在双向扩张过程中逐渐解构和瓜分希腊化世界政治遗产的结果。公元前3世纪中叶，出身中亚伊朗语族游牧部落的帕提亚帝国在希腊化世界中异军突起。经过百余年的发展，至公元前2世纪末前1世纪初，帕提亚帝国彻底取代了塞琉古帝国（Seleucid Empire）在伊朗的统治并与从地中海东扩至西亚的罗马共和国发生了历史性的相遇，从而开启了中东历史上的“罗马波斯时代”。“罗马波斯时代”给后世中东留下了不可估量的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遗产。政治方面，罗马帝国奠定了地中海史上第一代“大一统帝国”，其法律、道路、建筑、军队和行省治理为地中海世界树立了典范，并为“第二代地中海帝国”——拜占庭帝国和“第三代地中海帝国”——奥斯曼帝国提供了坚实的治理经验、法统观念和文化遗产。而帕提亚—萨珊波斯帝国则完成了古代西亚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全面转型。帕提亚人将中亚草原的伊朗游牧文化再次输入伊朗高原，并在逐渐消除希腊化影响的同时大力复兴波斯帝国传统，逐渐实现了伊朗民族文化的再造和复兴。而萨珊帝国政教相生的权力制衡结构、高度自治的族群管理模式和公正有序的国家治理体系也为伊斯兰时期中东各王朝的君臣们树立了难以逾越的经典治国范本。实际上，作为古典希腊和波斯文明的继承者，罗马—拜占庭帝国和帕提亚—萨珊帝国分别代表了前伊斯兰时期地中海和西亚文明发展的顶峰。罗马帝国在统一了地中海世界的同时，帕提亚—萨珊帝国也完成了古代伊朗文明的复兴。而所谓中东历史上的“罗马波斯时代”，正是指罗马—拜占庭帝国和帕提亚—萨珊帝国分治中东地区近7个世纪的时间段。可以说，在中东文明演进序列中，“罗马波斯时代”上承亚历山大大帝开启的希腊化时代，下启古典伊斯兰文明时代。在这近七百年的时间里，中东地区先后出现具有密切交往和继承关系的四大帝国——即帕提亚帝国、罗马帝国、萨珊帝国和拜占庭帝国以及三大世界性宗教——基督教、摩尼教和伊斯兰教，同时古老的犹太教和祆教在这一时期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入发展并走向成熟。因此，研究罗马波斯时代有助于构建中东前伊斯兰文明与伊斯兰文明之间的序列链，同时对于理解伊朗文明的延续性和断裂性、伊朗民族对抗强权秉性的历史根源而言也有着极重要的价值。不仅如此，正是在“罗马波斯时代”，形成了以中国为起点、波斯和内亚草原民族为中介、罗马—拜占庭帝国为终端的横跨欧亚大陆的陆海丝绸之路贸易网。罗马波斯时代的丝绸之路西段贸易也因此构成了前伊斯兰时期中西交通史乃至文明交往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研究罗马波斯时代对于前伊斯兰时期中西贸易和交通史研究而言也有着相当的价值。
其次，“罗马波斯战争（Roman-Persian Wars）”构成罗马波斯时代中东历史的核心主题，全面深刻地规定和影响着罗马波斯时代中东的政治、宗教和社会经济特征。因此，对罗马波斯战争的研究又具有超出一般意义军事史和战争史的丰富内涵。罗马波斯时代既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罗马波斯时代中东历史的核心特征可以用“两极对立”和“冲突频发”来概括。为了将对方逐出西亚，建立自己在东地中海和西亚地区的单极霸权，罗马和波斯势必爆发冲突，而解决冲突的办法便是循环往复、不止不休的“罗马波斯战争”。因此，研究“罗马波斯时代”的中东离不开对“罗马波斯战争”的研究。在君王名将们的野心和地缘政治霸权争夺的双重驱动下，两大帝国在七百年间共进行了数十次大规模战争，小规模冲突不计其数。西亚各族人民在罗马波斯战争中可谓饱受火与剑的摧残。在时断时续的罗马波斯战争中，两河流域和高加索成为双方反复争夺的核心地区，当地的亚美尼亚人、格鲁吉亚人、阿拉伯人、犹太人、库尔德人乃至内陆欧亚草原部落和帝国都不同程度地卷入了罗马波斯战争。罗马波斯战争与世界历史上其他持续时间短的战争不同，它具有与双方国内政局变动、附庸国与宗主国关系、宗教少数群体地位和跨境贸易竞争深度联动和相互诱发的特点。因此，罗马和波斯对对方及其附庸和同盟者的军事征伐往往与国家宗教政策、跨境长途贸易和远距离制衡外交息息相关。在罗马—拜占庭帝国和帕提亚—萨珊帝国治下，中东各民族和宗教团体既获得了空前的历史发展机遇，也经历了血与火的惨痛洗礼。早期基督教徒和犹太人在罗马帝国治下经历了无数惨痛的迫害和镇压。而基督教在成为罗马帝国和亚美尼亚国教之后，又被信仰祆教的萨珊波斯帝国视为帝国内部的不稳定因素和对罗马—拜占庭帝国和亚美尼亚发动战争的借口。基督教不仅最终在罗马帝国取得胜利，其分支聂斯托利派（Nestorians）还在萨珊波斯帝国生根发芽，形成了不受罗马—拜占庭帝国控制的“东方教会”。而基督教成为罗马—拜占庭帝国国教后，犹太人在中东地区的处境更加困难。在罗马帝国和基督教的双重压力下，大量的犹太人迁往阿拉伯半岛，基督教的传播则紧随其后。犹太教和基督教在阿拉伯半岛的传播与对抗对当地阿拉伯人的宗教文明生态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两大一神教对阿拉伯半岛传统部落社会的持续冲击最终为伊斯兰教的产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自公元4世纪起，在罗马波斯政治宗教双重对峙体系下，阿拉伯半岛也成为双方博弈的重要战场，而扼守红海商路的也门逐渐成为“罗马波斯战争”向阿拉伯半岛延展的地缘政治博弈“焦点地区”。6世纪初拜占庭帝国不惜资助东非的基督教同宗——阿克苏姆王国（Axum）出兵血洗南阿拉伯信仰犹太教的希木叶尔王国（Himyarite），以及随后萨珊帝国对希木叶尔王国的军事“复辟”都证明了这一点。而6-7世纪正是六百年来罗马波斯关系演变的转折点，在这一时期双方的零和斗争特点乃至战争频烈度和过去相比更加突出，终于导致7世纪初两大帝国的生死决战。而自451年卡尔西顿大公会议后被斥为异端的叙利亚和埃及一性派（Monophysitism或Miaphysitism）基督徒则成为拜占庭帝国东方领土上的“定时炸弹”。“一性派”基督徒与拜占庭帝国官方“三位一体”派正统基督教的相互仇视最终导致拜占庭帝国东方诸省在7世纪波斯人和阿拉伯人的轮番进攻下永久脱离了基督教帝国的统治。
除了持续不断的帝国霸权诉求和复杂曲折的宗教争端外，罗马波斯战争更是影响公元1-7世纪丝绸之路西段通道稳定与否的关键变量。为了垄断丝绸之路西段的贸易利润，罗马—拜占庭帝国在阿拉伯半岛、红海、东非和南俄、中亚草原纵横捭阖，试图通过北方草原丝路和红海贸易线绕开波斯商人的控制；而萨珊波斯帝国则针锋相对，在牢固地控制陆上贸易通道和波斯湾—印度西海岸贸易线的同时，为一劳永逸地垄断海上丝绸之路，萨珊王朝不惜于6世纪70年代出兵跨海远征阿拉伯半岛，扶植被亲拜占庭的东非阿克苏姆王国摧毁的也门希木叶尔王国残余势力，从而形成了世界历史上不多见的帝国“代理人战争”模式。而6世纪末萨珊王朝对也门的征服不仅堵死了拜占庭帝国由红海出印度洋的贸易线，也为以麦加为核心的汉志（Hejaz）地区取代也门成为阿拉伯半岛新的商路枢纽创造了绝佳条件。事实上，6世纪“罗马波斯战争”在阿拉伯半岛的延展深刻改变了当地的政治宗教生态、商业贸易格局和社会经济结构，是7世纪初伊斯兰教在汉志地区兴起的关键外部驱动力。进入7世纪初，两大帝国在西亚和东地中海地区的争霸战争进入最后的白热化阶段，626年的君士坦丁堡围攻战及同年拜占庭帝国在南高加索地区对波斯的反攻更是将同时期南俄草原和中亚游牧帝国卷入其中。而就在萨珊波斯帝国最后一次大规模西扩被拜占庭帝国“翻盘”的十年间（620-630年），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在阿拉伯半岛的传教事业取得了重大突破。拜占庭帝国收复失地、希拉克略在耶路撒冷迎回被波斯掠走的基督圣物“真十字架”的公元630年，也是穆罕默德入主麦加、政教合一的穆斯林国家正式形成之年。此时阿拉伯人已经统一在伊斯兰旗帜下，并做好了对罗马、波斯两大帝国展开大规模征服战争的准备。由此可见，罗马波斯战争间接为伊斯兰教的萌芽和扩张不自觉地扮演了中东乃至世界历史发展的“助推器”。可以说，研究罗马波斯战争将为伊斯兰教起源提供崭新的解释范式。而任何脱离“罗马波斯战争”大背景而试图研究并阐释伊斯兰文明兴起机理的尝试都是难以令人信服的。由上可知，罗马波斯战争无论从战争规模、波及地域、牵涉宗教族群类型、持续时间和世界影响上都远非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波斯战争”可比。然而，现代学界对“希腊波斯战争”的讨论远远多于“罗马波斯战争”，这实际上不利于从历史纵深上把握古代东西方文明认知、交融与冲突规律的历史演进。事实上，罗马波斯战争不仅是同时代史家津津乐道的话题，也是现代学者研究这一时期中东乃至世界历史无法回避的问题。由上可知，罗马波斯战争构成了公元前1-后7世纪中东历史发展的主旋律，因此以“罗马波斯战争”作为研究这一时期中东历史的切入点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功效。
再者，研究罗马波斯战争将为从欧亚整体史视域下解读公元前后至7世纪的世界历史和国际关系演进提供坚实的历史素材和案例。研究罗马波斯战争，对于理解古代文明的发展趋势、古代世界的国际关系、帝国政治和霸权的本质乃至“东方”与“西方”对彼此的历史和现实认知也都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而欲从欧亚整体史视域下解读罗马波斯时代的中东历史，便离不开对罗马波斯战争原因背景、参与角色、动力机制、演变历程和历史影响的全方位解读。“罗马波斯战争”的内涵极为丰富，它是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后7世纪罗马人（包括晚期罗马共和国、罗马帝国和早期拜占庭帝国）与波斯人（帕提亚帝国和萨珊帝国）为争夺西亚及其周边地区展开的断断续续近七个世纪的政治、军事、宗教和文化较量。罗马波斯战争背后牵涉东西方两大文明之间在各个领域和层次的全方位对抗。从欧亚草原游牧民族到高加索和阿拉伯沙漠诸王国、部落乃至非洲诸王国，两大帝国内外众多国家和族群在不同程度上参与罗马波斯战争。罗马波斯战争的行为体数量和交往复杂性远远超出罗马和波斯两大帝国本身。罗马波斯战争贯穿双方国家地缘安全战略、宗教意识形态、经济贸易利益、文化同化与抗拒的全方位博弈。罗马波斯战争对两大帝国本身既是双方国运的生死较量，又是统治者个人野心和帝国理想的主观驱动。罗马波斯战争在具体军事较量中表现为争夺高加索、黎凡特、两河流域等战略要地，并辅之以干涉对方王位继承、构建（己方）和瓦解（对方）附庸国体系、展开多边制衡外交以及开拓和垄断东西方贸易路线等战略手段。罗马波斯战争将古代晚期欧亚草原游牧世界、地中海文明圈和西亚文明圈卷入其中，并与同时期内陆欧亚及远东国际形势紧密牵动。罗马波斯战争既具有长时段、高烈度和长周期的特点，又具有间歇性、突发性和妥协性特征。双方长达7个世纪的较量对两大帝国内外各民族而言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欧亚草原和沙漠游牧部落（匈人、日耳曼人、阿瓦尔人、斯拉夫人、阿拉伯人等）通过直接或间接参与罗马波斯战争加快了其文明化进程，并最终由他们彻底改写了西亚和欧洲—地中海地区文明秩序。但两国交界处的高加索和西亚诸小国由于处于两大帝国夹缝中均未逃脱最终被吞并、瓜分和灭亡的命运。由上可知，罗马波斯战争是古代持续时间最长、波及地域最广、涉及国家和族群最多的战争，造成了极为深远的世界性历史影响。因此，罗马波斯战争的演进历程、动力机制和对后世中东乃至世界历史的深远影响都是研究罗马波斯战争必要的题中之义。
最后，罗马波斯战争作为古代世界扩日持久、勾连东西的文明大战，对现代西方和东方文明对彼此的历史认知产生了许多潜在的深刻影响。而研究罗马波斯战争可以从长时段的视角阐释当代中东许多复杂问题的根源，并为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提供一个无法复制的“前现代”案例，尤其是为研究现代国际体系理论、国家间冲突理论乃至探索超越民族国家的治理模式提供历史借鉴。罗马波斯战争是希腊罗马文明和波斯文明在古代的终极对决，实际上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见证了古代世界帝国的发展极限和治理能力。在罗马波斯战争期间，两国由于综合国力大体势均力敌且理想战略纵深重合，罗马与波斯任何一方建立绝对安全疆界的努力均从根本上损害对方的安全，导致双方在西亚长期形成二元对抗僵局和两极安全困境。在文明理想和统治者意志层面上，罗马人恢复亚历山大大帝事业的理想和波斯人恢复居鲁士大帝事业的宏愿在西亚和东地中海地区形成战略对冲。双方综合国力对比在7个世纪内经历了此消彼长的复杂变化，但总体在西亚和东地中海保持战略均势，而不具备凌驾于对方的绝对政治和军事优势。因而双方对对方领土的征服成果均不能持久，仅在不同时期先后占据相对优势。罗马波斯战争后期，随着两大帝国交界处的缓冲国和附庸国相继被瓜分和吞并。两大帝国战争烈度在7世纪初达到最高峰，且均一度将对方逼至绝境。与此同时，阿拉伯沙漠各部落由于长期直接或间接参与罗马波斯战争并受到罗马波斯文明的长期渗透，又始终保持着游离于两大帝国权力体系之外的自主独立性，因而其政治组织、军事技术和文明程度迅速提高。正是在7世纪初“罗马波斯战争”愈演愈烈这样的特殊环境下，阿拉伯半岛终于诞生了中东地区最后一个一神教——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统一国家——麦地那乌玛政权（Ummah）。罗马人和波斯人在7世纪初的生死大战之后国家实力消耗殆尽，而西亚和东地中海地区因长期处于战争前线经济凋敝、民怨沸腾。两大帝国在阿拉伯沙漠边缘构建的附庸国体系也于此时彻底瓦解，遂使得阿拉伯人大征服的门户洞开。阿拉伯人早期征服结束后，拜占庭帝国永久丢失北非和黎凡特沿岸，而萨珊帝国彻底灭亡。因此，罗马波斯战争和欧洲民族大迁徙、阿拉伯—伊斯兰文明兴起等重大历史事件相互影响，最终导致了古典时代的结束和中世纪的到来。因此，在国际关系学理意义上，罗马波斯战争的结局凸显了古代世界随着国家平均规模的扩大导致的进攻性现实主义困局。另外，罗马波斯战争同时还构成现代学者“文明冲突论”和伊斯兰主义者发动宗教复兴运动的历史依据，并对现代伊朗民族对抗强权性格的形成产生深远影响。现代中东伊斯兰文明和西方基督教文明的冲突与对抗与古代波斯文明和希腊—罗马地中海文明的对抗实则一脉相承。通过对罗马波斯战争的深入研究可以窥见，伊斯兰教的诞生离不开扩日持久的罗马波斯战争给当时西亚社会所造成的“末世图景”和“天启氛围”。因此，无论是作为建构古代欧亚大陆整体史的关键环节而言，还是从解读现代东西方文明冲突的历史根源来讲，乃至拓宽国际关系史的研究范畴、构建突破“威斯特伐利亚框架”的新型国际关系理论而言，罗马波斯战争都具有重大的研究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