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文明交流互鉴视域下，由中国学者撰写的一部具有中国特色的、较为完备的反映埃及历史的通史性著作。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从文明交往的宏观视角，运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考察在多元文明交往过程中埃及历史与埃及发展的演变进程，系统介绍其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悠久的文化，探究其社会特征，勾勒其历史发展的脉络和轨迹。具体而言，主要包括：系统梳理了古埃及史前文化与文明起源，古埃及国家由动荡到统一、由统一至分裂的兴衰发展历程，希腊人、罗马人和阿拉伯人统治下埃及的发展状况，着重探讨了光辉璀璨的古埃及文明对埃及历史发展的影响；思考与探索了近代埃及与现代世界体系的历史互动关系，并解析了埃及开展民族解放运动以谋求摆脱英国殖民压迫、走向民族独立的历史逻辑，开启议会框架下立宪政治的尝试与探索；详细考察了从纳赛尔到塞西时期的政治、经济、社会、外交和文化艺术等领域的变革与演进，阐释了独立后埃及民族国家构建历程和埃及现代化道路与发展模式的探索，为读者全面了解埃及国家历史提供了充分的认知空间。

一、埃及史前文化与文明起源

古埃及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在文明社会形成之前，埃及这块土地已经历了漫长的史前时代，历时约数百万年，至少在约175万年前至约75万年前，埃及就出现了粗糙的打制石器。经过漫长的演进，古埃及从约公元前8000多年开始向农业社会转变，生产技术不断改进，社会生产力提高，城市、文字逐渐出现。历经几个文化阶段之后，在约公元前3200——前3000年之间，古埃及出现国家，并最终实现上埃及与下埃及的统一，迈入文明社会。人类社会进入文明阶段之后，发展呈加速度状态。统一的埃及国家在接下来的400多年里，完成了古埃及文明主体特征和要素的塑造，型塑了古埃及文明接下来3000多年的基本样貌，为古埃及文明辉煌时代的到来奠定了基础。

二、古埃及统一国家的发展

古王国时期（约公元前2686～前2181年）是古埃及第一个鼎盛时期。古埃及王朝系统是托勒密王朝时期埃及祭司马涅托对古埃及历史的“武断”划分，古埃及的历史时期则是近代欧洲学者根据历史阶段的特征做出的人为划分。实际上，古王国的政治制度、经济生活、社会文化都是在早王朝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对早王朝历史的延续。

古王国时期，埃及农业经济获得较大发展，专制王权制度确立下来，多神崇拜的宗教信仰、追求来世永生和国王具有神圣属性的文化观念得到巩固和发展。古王国时期在西沙漠建筑了几十座金字塔，集中体现了埃及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成为一个时代的重要标志，“金字塔时代”由此得来。

三、古埃及国家的曲折发展

气候变化对于古埃及来说是一把不折不扣的双刃剑。金字塔时代的繁荣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适宜的气候和适中的尼罗河水位，而古王国末期的气候变化则使埃及农业歉收、政局动荡、文化凋零，埃及随之进入一个相对混乱的时代。学界一般称其为第一中间期（约公元前2181～前2040年）。第一中间期的第11王朝中期，埃及再次实现统一，进入中王国时期（约公元前2040～前1786年）。这个时期的埃及社会出现复兴局面，中王国成为古埃及的古典时期。然而，中王国末期，埃及社会再度陷入混乱之中。埃及开始了第二次大萧条时期，史称第二中间期（约公元前1786～前1567年）。在这一时期，埃及不仅出现了同时并存的政权，三角洲地区还受到来自亚洲的希克索斯人的统治。在这600多年的时间里，埃及社会经历了动乱——复兴——动荡的起伏变化。

四、古埃及帝国的兴衰

第18王朝的建立和发展标志着埃及进入了新王国时代（约公元前1567～前1085年）。新王国时代是埃及本土人统治史上最鼎盛的时期，政治上发展了以法老为核心的专制王权，经济上成为地中海世界最富庶的国家，文化上创造了绚烂多彩的成就，军事上开启了对外征伐的历史，对外关系上实现了与周围世界空前的频繁交往。这一时期的埃及不仅是一个大一统国家，更是一个将周围世界连结起来的核心纽带。作为一个强盛的王国，它孕育了许多彪炳史册的重要法老，在古埃及和当时的西亚北非留下了浓墨重彩。

古埃及的历史似乎也证明了“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哲理。公元前11世纪末期，古埃及进入第三个相对混乱的时期，先后受到利比亚人、努比亚人、亚述人、波斯人的入侵或统治。古埃及处于700多年的动荡与衰落中，为古埃及文明的最终消亡埋下了祸根。

五、希腊人统治时期的埃及

公元前332年之后，古埃及经历了300多年的希腊人统治，一般可分为两个阶段：亚历山大三世的统治时期（公元前332年至前323年）和托勒密王朝时期（公元前323年至前30年）。亚历山大三世在埃及的统治时间很短，并任命总督管理埃及。托勒密王朝的统治使埃及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都得到了发展，并被视为古埃及历史上继古王国和新王国之后的第三个鼎盛时期。

托勒密王朝统治时期，埃及的政治制度、经济生产方式、文化观念尚存较强的生命力，古埃及人的族群认同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方面表现出内在的融合性，尤其体现在法律和司法实践领域。托勒密王朝顺应古埃及社会发展的历史大势，埃及人也因之前700年的动荡而逐渐接受外来人的统治。近300年的希腊人统治和文化融合逐渐消解着古埃及传统的文化观念，成为古埃及文明消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六、罗马人统治时期的埃及

公元前31年，罗马军队在屋大维的率领下获得亚克兴海战的胜利，次年占领埃及。由此开启了罗马人对埃及长达6个多世纪的统治。罗马人统治时期的埃及的确发生了巨变：政治上埃及本土人永远失去了重建王朝的机会，埃及成为罗马的一个行省；经济上陈旧的所有制关系已严重阻碍社会关系的调整，成为埃及国力提升的严重障碍，故此被新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取而代之；文化上的变化最为明显，基督教信仰逐渐在埃及推广，皈依基督徒甚至成为消除传统宗教信仰的主力军，不再保持君权神授的传统王权观念，不再践行传统的丧葬习俗，不再书写自己传统的文字。总之，到公元7世纪中期，古埃及文明的传统政治制度、经济生产方式、宗教文化信仰都发生了重大变化，甚至被破坏殆尽，古埃及文明走向消亡。

七、中世纪埃及的伊斯兰文明

从公元642年的阿拉伯征服，至1798年法国的拿破仑用炮舰打开埃及大门的11个世纪里，埃及经历了多个王朝和帝国的轮番统治。史学界通常将这个漫长的历史时期称为埃及的中世纪史。无论是阿拉伯人、突厥人，还是后来的土耳其人，他们都是信奉伊斯兰教的穆斯林。因而埃及中世纪史是伊斯兰文明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代的一些西方学者从部分年代的表象出发片面地认为，在这一千多年里，埃及社会发展缓慢，政治斗争激烈而混乱，文化深陷对《圣经》的繁琐解读而毫无建树，是古希腊罗马文明与近代欧洲文明之间的黑暗的中世纪。然而，当我们回归当时的历史语境，重新考察这段历史时，一幅绚烂多彩的画卷呈现在眼前，至少埃及在这十一个世纪里创造了超凡的成绩，法蒂玛王朝时期的开罗城繁荣兴旺，是当时地中海世界的物质文化中心。艾尤布王朝、马木鲁克王朝则为非洲的稳定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八、19世纪上半期的埃及

18世纪末期以来，世界历史的不平衡发展更加突出，伴随西方工业化的推进和整体实力的增长，东方文明呈现普遍的衰落。长期在中东地区傲视群雄的奥斯曼帝国迅速走向分裂，作为奥斯曼帝国附属国的埃及不可避免地开始了其融入世界体系的过程。穆罕默德·阿里之所以彪炳埃及和中东史册，不仅在于其终结了马穆鲁克统治埃及的长期混乱，使埃及进入重建秩序的新阶段，更在于他所推行的改革和军事扩张对埃及和中东带来前所未有的变化和影响，这是埃及近现代历史上名副其实的“改革的年代”。从历史发展的趋势来看，这一阶段埃及的国力无疑是上升的，阿里的改革充分显示出埃及发展的巨大历史潜能。但是，穆罕默德·阿里的改革及其推行的贸易垄断和埃及纺织业政策则对英国的市场形成巨大挑战，最终导致英国的干预，埃及初露曙光的工业化就此被扼杀，成为殖民地的命运就此几无更改。

九、19世纪下半期的埃及

19世纪下半期，穆罕默德·阿里的继承人阿巴斯、赛义德、伊斯梅尔励精图治，以维护家族对埃及的永久统治为目的，试图通过进一步的变革甚至不惜完全“西化”的方式，来强化埃及的国力和影响，从而铸就了埃及在奥斯曼帝国的繁荣景象。但他们又和其前辈一样，面临来自西方更大的压力和挑战。英法等殖民主义势力开始全面打压和控制埃及。埃及更深地卷入由西方主导的世界市场。伴随丧失主导权的“西方化”和市场化，埃及深陷殖民主义的渊薮。另一方面，接受西方影响的新一代知识分子也在成长，埃及人的民族意识逐渐萌发，埃及进入现代民族主义“觉醒的年代”。

十、英国占领与埃及的独立

随着英国占领埃及，埃及完全被纳入殖民主义的经济和政治体系，由此开始了埃及近现代历史上所谓“被占领的年代”。英国在埃及的统治，正如马克思所说，就像其在印度的统治一样，注定要完成双重的历史使命：一方面，它首先是要剥削和压榨埃及，破坏埃及原有的社会经济结构；另一方面，为了更好地发挥埃及的作用，英国不得不重建埃及的经济和社会秩序，在这一过程中，埃及的城市和社会的现代化程度得到提高，经济实现了新的增长。与此同时，民族主义的发展在被占领的年代出现新的趋势，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及其战后处理被占领地区民族独立问题的“埃及方式”，赋予了华夫脱党领导民族解放运动的历史规定性。摆脱英国的殖民枷锁，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成为埃及人强大的政治信念。

十一、议会时代的埃及

20世纪20年代以后，埃及社会经济继续经历深刻变革。1923年的宪法标志着埃及历史进入“宪政的年代”，亦称“自由主义时代”或“议会时代”，这一时期的埃及加速了其从传统封建制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型，在政治层面经历了从殖民统治到主权独立的初步实现、从传统封建制度到现代立宪政治的初步确立、从君主专制到多元民主政治的初步实践等政治建构进程。三大政治进程又呈现出明显的“内卷化”特点，因为软弱的政党精英打着结束英国“四项保留”的旗号，既不能与英国有效谈判，又无力应对国王的专权，而且找不出更好的办法来引导下层民众，从而把立宪政治演绎成一场看似轰轰烈烈、实则“茶杯里的风暴”——国内政争和摆脱英国人的统治问题在两次世界大战间耗尽了埃及领导人的精力和注意力 。在宪政制度的理想和政治参与的实践之间的纠葛中，埃及的社会改革裹足不前、民族矛盾久拖不决，导致精英政治逐渐衰落、政治暴力开始泛滥，宪政陷入困境。

十二、纳赛尔时期的埃及

“七月革命”使埃及走上共和国的道路，在纳赛尔的领导下，埃及对内开始进行全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建构，对外高擎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大旗，这是埃及近现代历史上真正的“革命的年代”。以纳赛尔名字命名的纳赛尔主义强调阿拉伯人的优先性、埃及发展的独立自主性和本土特色的阿拉伯社会主义，同时确保军人对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导权，从而形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秩序重构中独特的发展模式。纳赛尔倡导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在埃及和整个中东产生了异乎寻常的号召力、吸引力和影响力。纳赛尔对埃及的热爱、对埃及安全的维护以及对阿拉伯世界内忧外患的担忧使得他最终“不能承受生命之重”。而客观复杂的历史环境和领袖主观的认知，则使埃及错过了诸多发展机遇。

十三、萨达特时期的埃及

萨达特总统执政埃及的历史相对较短，体现出过渡性特点，但同样起伏跌宕。作为一位富有思想和创新精神的领导人，萨达特在具体的治国理政实践中，逐渐放弃了纳赛尔时代的政治经济路线，实施一系列大刀阔斧的变革，开拓性地与穆斯林兄弟会合作；外交方面，萨达特推动“以战止战”式的外交革命，在冷战的硝烟中实现了与以色列的历史性和解，改善了与美国的关系，为埃及社会的发展营造了不可或缺的和平环境。这是埃及近现代史上又一个难得的“开放的年代”。不过，萨达特继承、发展甚至强化了纳赛尔的政治路线，埃及的政治控制和个人崇拜不仅未能减弱，反而持续增强，导致政敌的强烈反对和仇恨。萨达特为此付出沉重代价，最终悲壮地倒在了极端分子的枪口之下。

十四、穆巴拉克时期及转型中的埃及

萨达特营造的和平红利为埃及提供了有利的发展环境，同时借助美国主导中东和援助的东风，穆巴拉克治理埃及的30年，继续坚持改革开放，守正创新、稳中求进，力图再度把埃及缎铸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但是，穆巴拉克引领的埃及在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上却出现了方向性迷失，所谓的“华盛顿共识”或新自由主义的西式“药方”，既不能医治埃及这个古老而又年轻国家的发展病灶，更无法促成凤凰的涅槃。20世纪八十年代肇始的自由化氛围，亦因威权政治的持续强化趋于消弭。当2011年春天开罗解放广场的革命狂飙骤起时，穆巴拉克突然发现自己已无路可走。在“阿拉伯之春”的巨大震荡中，伴随穆巴拉克退出政治舞台和世俗力量遏制宗教势力，埃及又进入了一个不确定的发展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