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从文明交往的宏观视角，考察了在多元文明交往过程中阿尔及利亚历史的演变进程，充分利用考古学、文献学、人类学和历史学等各学科的研究方法与成果，揭示阿尔及利亚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和基本特征，具体而言，主要是：系统梳理了柏柏尔人、迦太基人和汪达尔人等古代民族的迁徙与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和阿拉伯帝国扩张的历史，重点探讨了古代多元文明的汇聚、碰撞与融合对阿尔及利亚历史发展的影响；以殖民主义和民族主义互动的视角，解析了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运动谋求摆脱法国殖民压迫、走向民族独立的历史逻辑；详细考察了从本·贝拉到布特弗利卡时期的政治、经济、社会和外交等领域的变革，阐释了独立后阿尔及利亚民族国家构建和现代化发展道路选择的独特性。本书兼顾横向的文明交往与纵向的古今相承，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阿尔及利亚通史著作。

一、阿拉伯人征服前的阿尔及利亚

阿尔及利亚的旧石器时代可上溯至约公元前一万二千年，旧石器时代被分为上、中、下三个阶段，但由于旧石器时代的考古遗存较少，且分布较为分散，这一时期清晰的历史演进脉络无法梳理。从考古发现的旧石器遗址呈现的文化类型看，史前阿尔及利亚文化与欧洲文化存在相似性。新石器时代来临后，阿尔及利亚和世界上的大部分地区一样都向城市化发展，人类开始定居并形成群落，彼此之间进行商贸往来；开始使用火；在依靠采集和渔猎后懂得依靠农业而存活，开始驯化马、牛、羊、狗等动物。这时的人类出现了雕刻图画，有了迷信崇拜的意识，此前曾以兽皮遮掩下体，现在已会织布。根据阿杰尔高原的塔西利岩画所反映的内容看，撒哈拉地区居住着众多的部落，从事动物驯养，辅以少量农业是其生活的主要方式。

柏柏尔人在石器时代来到马格里布，建设自己的第二故乡，受周边相邻文明的影响，逐渐过渡到铜器和铁器时代。大约在公元前4世纪，柏柏尔人在阿尔及利亚的北部建立了东努米底亚和西努米底亚两个王国。公元前8世纪，腓尼基人在建立迦太基城以后，逐渐向西拓殖，其势力范围亦向内陆扩张，很快占领了努米底亚。腓尼基人与柏柏尔人之间的交往关系以和平方式为主，而迦太基凭借强大的海军在地中海世界占据优势。随着罗马帝国的崛起，迦太基在三次布匿战争后败亡，并丧失地中海霸权。与此同时，东努米底亚趁机扩张领土，马西尼萨战胜西努米底亚，建立了统一的努米底亚国家。公元前46年，凯撒废除努米底亚王国，将其并入罗马殖民地，称之为新伊非里基亚。罗马人统治努米底亚长达四个世纪，随后被汪达尔人所取代。汪达尔王国部分延用了罗马帝国的治理体系，并以迦太基为中心向外扩张势力，在重创西罗马帝国后，形成了与拜占庭帝国在地中海世界分庭抗礼的局面。后汪达尔王国亡于拜占庭帝国，而柏柏尔人不断起义反抗外来统治，建立了若干柏柏尔人王国，从而进一步加剧了北非政治版图的碎片化。

二、伊斯兰教统治时期的阿尔及利亚

670年阿拉伯人建立凯鲁万城，成为阿拉伯帝国向北非西部扩张的基地，到8世纪初柏柏尔人皈依伊斯兰教以后，阿拉伯人的军事征服才取得进展。776年伊本·鲁斯图姆在阿尔及利亚建立起一个民主的神权国家——鲁斯图姆国。鲁斯图姆国在政治上践行哈瓦利吉派和伊巴迪派的政治主张，在经济上推动商业发展，但到10世纪初国家陷入动荡，鲁斯图姆国被法蒂玛王朝灭亡。随后法蒂玛王朝将扩张重心转向阿拉伯东方，柏柏尔人在马格里布建立了穆拉比特和穆瓦希德两个王朝，穆瓦希德王朝后又分化为三个柏柏尔王国，其中阿卜德瓦德王朝便位于原鲁斯图姆国所在的特莱姆森城。

西班牙历经8个世纪的收复失地运动以格拉纳达之役的胜利而宣告结束，携宗教狂热和扩张雄心的西班牙人将进攻的对象对准了隔海相望的北非。1504年，西班牙以打击地中海海盗为名，派遣军队袭击米尔斯-克比尔，获胜后的西班牙再克瓦赫兰、贝贾亚和阿尔及尔等城市，特莱姆森王国面对强大的西班牙人无力抵抗，于是求助于奥斯曼土耳其人。阿尔及尔人找到了盘踞在地中海上的海盗——巴巴罗萨兄弟阿鲁杰和赫尔丁，1516年阿鲁杰接管阿尔及尔并自任该城首领，并在随后的战役中击败了西班牙人。初步的胜利鼓舞了野心勃勃的阿鲁杰，他准备趁特莱姆森发生动乱来扩展统治区域，然而，阿鲁杰被西班牙军队围困，最终被俘殒命。赫尔丁则于1519年获得奥斯曼苏丹的援助，后虽退出阿尔及尔，但经过一番休整，在赫尔丁的杰出指挥下，土耳其人连克阿尔及利亚西部城市安纳巴和君士坦丁，收复阿尔及尔。赫尔丁以阿尔及尔为中心，成功地将自己的势力扩张到阿尔及利亚内地。奥斯曼苏丹塞里姆一世授予其阿尔及尔帕夏封号。1546年赫尔丁去世，其子哈桑承袭埃米尔职位，1587年正式建立阿尔及尔摄政国。奥斯曼帝国在阿尔及利亚实行迪万制度，主要由德伊及其任命的主要大臣组成，摄政国的岁入由贝伊掌管。奥斯曼帝国的居民分为穆赫兹尼人和拉阿耶人两个社会阶层，前者为统治阶级，后者为被统治阶级，此外，卡比利亚等地的部落保有相对独立的自治权，奥斯曼帝国通过保持地区分裂局面来实现对地方的控制。阿尔及利亚的行政区划分为四部分：阿尔及尔、提特里、瓦赫兰和君士坦丁，阿尔及尔由德伊直接管辖，其他三个地区则委派贝伊治理。

三、法国占领阿尔及利亚

进入现代社会以后，东西方平衡关系被打破，西方与阿尔及利亚之间的文明交往方式也随之发生变化。受现代工业社会经济驱动的法国继续寻找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法国借扇击事件派兵入侵阿尔及利亚。1830年6月，法军发起对阿尔及利亚的进攻，至7月5日阿尔及尔摄政府与法国签署《法国政府与阿尔及尔德伊关于移交城市及要塞的协定》，奥斯曼土耳其在阿尔及利亚的统治正式终结。法国占领阿尔及尔后，废除奥斯曼帝国时期的制度，代之以军事管制。法国用了近三十年的时间，将阿尔及利亚的沿海地区、主要城市及其郊区完成殖民化，并将阿尔及利亚划分为三个省：东部的君士坦丁省、中部的阿尔及尔省和西部的奥兰省。1831年法国设立阿尔及利亚事务局，1833年成立阿尔及尔委员会负责调查阿尔及尔情况，1834年法国政府颁布法令，合并了在阿尔及利亚的军事和行政指挥权，这意味着法国对阿尔及利亚的政策从有限占领向全面殖民转变。1841年，毕若任新的总督，军事殖民化开始大举推行，到1847年11月，法国通过军事手段占领了阿尔及利亚。在开发阿尔及利亚问题上，法国在推行军事占领的同时，将殖民化与移民相结合，这些移民除了法国人以为，还包括德国人、瑞士人和西班牙人等。

法国对阿尔及利亚的征服遭到本土人民的激烈反抗，特别是以阿卜杜·卡德尔领导的抗法斗争，成为阿拉伯世界反殖民斗争的光辉篇章。1832年卡德尔率领义勇军击退一支法国远征军，其军事指挥才华得到认可，并被推举为埃米尔，承担抗法重任。卡德尔致力于整合分散的部落力量，在战场上多次挫败法军，使驻扎在瓦赫兰的法军统帅被迫与卡德尔谈判，并签订了《德米歇尔和约》，承认卡德尔的“埃米尔”地位及其对阿尔及利亚西部领土的统治，停止双方的敌对行动。1837年法国又与卡德尔签订了《塔夫纳条约》，卡德尔承认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主权，双方划定各自势力范围，法国承认卡德尔对阿尔及利亚西部的主权和对阿尔及利亚中部的管辖权。卡德尔以马斯卡拉为中心，建立起新的阿尔及利亚埃米尔国家。1839年6月，双方战事再起，法国撕毁此前签订的条约，卡德尔亦以宣布圣战相应对。随着法国增兵北非，卡德尔的处境日渐窘迫，到1847年卡德尔被俘，阿尔及利亚人的反抗才告一段落。此后又爆发了莫克拉尼等领导的几次大规模起义，但均以失败而告终。

法国对阿尔及利亚的殖民统治分为前后不同的两个阶段，从1830年到1848年法国对阿尔及利亚的政策主要是以军事统治为主，1848年以后则转向实行全面同化政策。为了控制这一属地，自1830年开始，法国就致力于在阿尔及利亚进行殖民，通过组办公司、圈占土地、建立农场等方式向阿尔及利亚移民。1848年，法国爆发的二月革命推翻了七月王朝，建立了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在这一时期，法国不但没有改变向阿尔及利亚移民的政策，反而更加积极地宣传所谓的“同化政策”，即所谓的将法国的法律应用于阿尔及利亚以维护移民的利益，这种“同化”不仅仅表现在律法和政治层面上，法国统治者也在宗教、文化、教育等层面强迫阿尔及利亚人接受法国人的观念，这种殖民方式激起了阿尔及利亚人的强烈反感。1871年普法战争后，再次迎来移民浪潮，到1910年以后，法国政府不再鼓励向阿尔及利亚移民，欧洲移民浪潮归于平静。在殖民地治理方面，法国赋予阿尔及利亚穆斯林相应的法律地位，同时提出了各种限制，在经济上，法国垄断资本控制阿尔及利亚经济命脉。

四、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运动与法兰西第四共和国的垮台

法国对阿尔及利亚的殖民统治破坏了原有的社会发展状态，移民与阿尔及利亚人在经济、政治和法律地位出现两极分化。法国在强制推行“同化”政策时，无视阿尔及利亚的民族和宗教特性，实质是要使阿尔及利亚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层面法国化，因此，这一政策伤害了穆斯林的宗教感情，加剧了阿尔及利亚人的反抗情绪，使阿尔及利亚穆斯林与法兰西民族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化。对阿尔及利亚人的反抗，法国殖民当局一味采取军事手段予以镇压，法国殖民者的野蛮征服在阿尔及利亚人心中埋下了仇恨的种子。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受东方民族解放运动的影响，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运动将斗争的矛头指向法国的宗主权，提出建立独立的阿尔及利亚国家。北非之星成为第一个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组织，而伊斯兰教贤哲会提出了“伊斯兰是我们的宗教，阿拉伯语是我们的语言，阿尔及利亚是我们的祖国”这一民族主义口号。在各派民族主义组织的压力下，法国当局制定法案，准许部分穆斯林在法国议会中占有席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法国本土沦丧，1943年6月，戴高乐到达阿尔及尔，成立了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并获得国际社会正式承认，成为实际上的法国临时政府。第二次世界大战推动了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运动的发展，1943年，阿尔及利亚穆斯林议员发表“阿尔及利亚人民宣言”，反对法国殖民统治，要求建立阿尔及利亚国家，1944年民族主义组织成立“宣言和自由之友”。1945年塞提夫城爆发要求独立的游行，法国血腥镇压，造成“塞提夫惨案”，这使民族主义运动从和平斗争转向武装斗争。

二战后成立的法兰西第四共和国为巩固统治，对阿尔及利亚采取了一些和解性措施，但收效甚微。与此同时，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组织也在走向联合。1954年印度支那停战，激励了阿尔及利亚的民族主义者，他们在1954年9月成立了“团结行动革命委员会”准备发动起义。11月1日，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者在奥雷斯山区打响了武装反抗法国殖民统治的第一枪。法国孟戴斯-弗朗斯政府一方面武力镇压阿尔及利亚起义，另一方面也试图通过改革的方式来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1955年2月，孟戴斯-弗朗斯政府因处置阿尔及利亚“叛乱”不力而下台。接替孟戴斯的埃德加·富尔政府的任期内，“阿尔及利亚事件”变得更加严重了，屠杀、谋杀和镇压事件越来越多。1956年1月，居伊·摩勒组成共和阵线政府，并制定了解决阿尔及利亚的“三步走”政策，即停火、自由选举、谈判。同时，阿尔及利亚武装力量不断壮大，“团结行动革命委员会”决定正式建立统一战线组织——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8月民族解放阵线在卡比利亚的苏玛姆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确定了民族解放阵线的政治纲领、路线和方针，确定了民族解放阵线对民族解放军的领导权。在外交层面，阿尔及利亚不但得到了第三世界的支持，联合国还将阿尔及利亚问题列入大会议事日程。同一时期的法国则陷入内忧外患，法军在战场上愈陷愈深，无法自拔，在苏伊士运河战争中也以失败而返，还葬送了与阿尔及利亚和谈的机会。1957年居伊·摩勒政府倒台，随后两任政府亦对阿尔及利亚困局一筹莫展。1958年5月法国驻阿尔及利亚军队中的极端分子趁法国内阁危机发动兵变，直接导致法兰西第四共和国的陷落。

五、戴高乐就任第五共和国总统与阿尔及利亚独立

阿尔及利亚的兵变不断蔓延，6月1日国民议会授权戴高乐组阁，他成为第四共和国的末任总理。议会授权戴高乐修改宪法，并于9月全民公决得以通过，按照新宪法，戴高乐于12月当选为总统。戴高乐执政初期对阿尔及利亚的政策基本与以前的政策保持一致，坚持维护法国的宗主国地位。戴高乐对法国驻阿尔及利亚军队进行清洗，在经济上推出了“君士坦丁计划”，承诺在5年内提高阿尔及利亚人的工资，增建基础设施，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提高入学率等，其目的是将实现阿尔及利亚的工业现代化，其实质是使阿尔及利亚经济依附于法国，从而达到政治依附的目的。在政治上，戴高乐政府同意赋予阿尔及利亚选民平等的法律地位。1958年9月，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在突尼斯成立了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充当阿尔及利亚的外交代表，费尔哈特·阿巴斯任临时政府总理。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抗法斗争得到了越来越多社会主义国家和阿拉伯国家的支持，国际形势愈发对阿尔及利亚的民族斗争有利。这使戴高乐逐渐意识到，军事行动无法从根本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和平才是唯一的出路。

1959年9月，戴高乐在与艾森豪威尔会谈后提出了新的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的方案，其核心内容是实现阿尔及利亚人民的自决权。戴高乐的阿尔及利亚自决政策提供了三种选择：第一种选择是阿尔及利亚与法国“分离”；第二种选择是阿尔及利亚“完全法国化”；第三种选择是与法国紧密联系的“自治”。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承认戴高乐提出的以自决权为基础的政策是进步的，并愿意与之进行谈判。移民和驻阿尔及利亚法军则反对这一政策，并策略了旨在推翻戴高乐政权的兵变。兵变的平息加速了戴高乐撤出阿尔及利亚的步伐，1960年6月，戴高乐政府发出和谈信号，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派出代表团赴法国进行谈判，但最终收效甚微。1961年1月，戴高乐再次呼吁就阿尔及利亚自决问题进行全民公投，结果是绝大多数选民赞同并认可“自决权”。

1961年2月，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与法国进行了秘密接触，4月7日，双方在埃维昂举行会谈。4月22日，以夏尔为首的驻阿尔及利亚法军发动军事政变，试图迫使戴高乐放弃和谈，到26日政变以失败告终。这次政变成为阿尔及利亚战争的转折点，戴高乐彻底放弃了殖民政策。5月20日，法国与阿尔及利亚在埃维昂举行了第一次正式谈判，双方的会谈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问题：停火问题；黑脚仔问题；撒哈拉问题等，期间会谈几度面临破裂，其根本原因是法国仍然坚持维护原有的殖民利益，拒不让步。7月18日突尼斯向法军驻扎在宾泽特的基地开火，宾泽特事件对法国和戴高乐产生巨大的影响，国际社会谴责法国做法，而阿尔及利亚的秘密军队组织大肆进行破坏活动。1962年3月7日，第二次埃维昂会谈正式开始，并于18日达成《埃维昂协定》。协定主要内容包括停火、过渡、撤军以合作等相关事宜。7月1日，阿尔及利亚就是否独立进行全民公决，7月3日法国正式承认阿尔及利亚独立。

六、本·贝拉执政时期的阿尔及利亚

阿尔及利亚独立初期安全形势恶化，经济上受法国殖民者撤离的影响，陷入混乱，1962年5月阿尔及利亚全国革命委员会在的黎波里召开会议，通过了独立后国家建设的指导性文件《的黎波里纲领》。此后不久，民族解放阵线出现分裂，各个政治集团围绕政治局的控制权展开争夺，并逐渐分化为两大军事集团，即特莱姆森集团和提济乌祖集团。9月本·贝拉和胡阿里·布迈丁统帅的军队先后抵达阿尔及尔，这场权力之争以特莱姆森集团获胜而宣告结束。随即，阿尔及利亚举行了独立后首次国民议会选举，25日第一届制宪国民议会开幕，议会宣布成立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本·贝拉受命组阁并担任首届政府总理，阿尔及利亚开始进入国家建设阶段。

独立后殖民经济体系开始瓦解，但阿尔及利亚面临的经济形势不容乐观。欧洲移民放弃在阿尔及利亚经营的财产，纷纷逃离，阿尔及利亚工会开始组织工人接管被抛弃的无主产业，以工人自管为特征的自管运动便应运而生。最初的自管运动完全是自发产生，工会为了恢复生产，发挥了组织和领导作用，国家对无主产业也缺乏相关应对方案。到1963年3月，本·贝拉正式宣布，国家通过法令，使自管企业合法化。三月法令对无主产业的所有权、自管企业的组织形式和利润分配做出了详细的说明，自管运动也被通过法律形式纳入政府主导的制度范畴。从自管制度的实践来看，并未能够改变阿尔及利亚的经济结构。

三月法令的颁布为本·贝拉赢得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在随后的新宪法制定过程中，本·贝拉主张建立一党体系，树立党对政府和议会的权威，这在统治集团内部引发分歧。4月18日，海德尔辞去民族解放阵线总书记，本·贝拉成为党的最高领导人。8月费尔哈特·阿巴斯辞去议会主席职务。9月正式颁布了新的阿尔及利亚宪法，宪法通过后进行了总统选举，本·贝拉毫无争议的赢得选举，并集各种权力于一身。1964年4月，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会议通过了党的纲领性文件《阿尔及尔宪章》，宪章阐明了阿尔及利亚为什么选择社会主义，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以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等问题。

七、布迈丁时期的阿尔及利亚

制宪会议后，本·贝拉战胜了政治竞争对手，对军队的控制便纳入日程，这也导致本·贝拉与布迈丁之间的关系出现紧张。1965年5月，本·贝拉要求解除外交部长布特弗利卡的职务，遭到拒绝。6月19日凌晨，布迈丁发动政变，推翻了本·贝拉政权。政变结束后，布迈丁解散了民族解放阵线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成立革命委员会作为新的权力中心。革命委员会的核心是乌季达集团，它控制着政府的全部关键部门，通过新的权力安排，布迈丁以恢复“集体领导”的名义完成了国家统治机构的重组。在新的政治体系中，政治精英和技术专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民族解放阵线党也逐渐官僚化。1975年6月，阿尔及利亚就反复修订的国民宪章进行表决，获得了压倒性支持，这是阿尔及利亚独立后的第二个纲领性文件。国民宪章就社会主义建设、党和国家的关系、内政外交和新的发展目标等进行了新的规划。以国民宪章为基础，11月阿尔及利亚又通过了独立后的第二部宪法，赋予总统以极大的权力。

布迈丁政变后的另一项举措便是推进工业化建设，“工业革命、农业革命和文化革命”成为布迈丁时期的三大主要举措。1965年布迈丁任命阿卜杜萨拉姆·贝莱德担任工业与能源部部长，阿尔及利亚的“产业化工业”战略在理论与实践层面全部展开。1967年至1977年，阿尔及利亚共完成了一个三年计划和两个四年计划，布迈丁的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在其中得以体现。阿尔及利亚的工业化推动了阿尔及利亚从殖民地经济向民族经济的转型，建立了民族工业的基础，推动了社会结构的变迁，也巩固了政权的稳定。

布迈丁以工业化为推动力的现代化建设忽视了农业的发展，因此，到70年代阿尔及利亚开始进行产业调整。1971年布迈丁颁布《农业革命宪章》，试图通过优化资金和生产结构，彻底改造农村社会生产关系。依照宪章，农业革命被划分为三个阶段。1972年至1973年6月为第一阶段，部分国有或公社土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耕种；1973年7月至1975年6月为第二阶段，大约70-80万公顷土地被征收重新分配；1975年以后为第三阶段，农业革命扩大到南方牧区，政府购买牛羊分配给牧民。在推行农业革命的同时，国家推广建立农业合作社和服务合作社来替代本·贝拉时代的自管企业。除此以外，农业革命还提出建立1000个“社会主义村庄”的宏大计划，到1981年底，实际建设的村庄数量远低于预期。

文化领域的变革目的是重塑民族文化疆界，整合城市与乡村文化资源，完成社会文化转型。布迈丁对伊斯兰教采取合作与镇压相结合的策略，武力打击伊斯兰反对派，同时将公共宗教生活纳入官方控制范围。国家大力推进阿拉伯化进程，在教育体系中从师资到教材系统推进，结果造成受阿语教育的学生与受法语教育学生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在教育改革方面，政府致力于推进教育的阿尔及利亚化、普及化和民主化，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在外交层面，布迈丁推行以民族主义为精神内核的第三世界外交。首先，积极协调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妥善处理边界领土争端，积极参与巴以问题，推动阿拉伯统一事业。其次，支持发展中国家的民族解放事业，在冷战中奉行不结盟政策，努力构建国际经济新秩序。最后，在处理西方大国关系上，主要内容是经济上的合作，但受政治关系的影响较大。

八、沙德利时期的政治和经济改革

1978年布迈丁突然逝世，引发继承人危机，沙德利得到军方支持成为阿尔及利亚新的总统，1979年2月宣誓就职。沙德利通过宪法修正案，赋予总统更大的权力，通过改组民族解放阵线，减少党内异见纷争，通过军队人事变动，加强总统对军队的控制。政府允许对布迈丁时代的政治和经济发展模式进行辩论，坚决打击贪污腐败，树立政府新形象。沙德利继续推进阿拉伯化政策。首先，他任命阿拉伯化的坚定支持者担任教育部和高等教育部的部长，迅速完成了教育层面在课程、组织结构和人力资源方面的调整。其次，改革政府行政体系，使用阿拉伯语成为人事录取的先决条件。另外，沙德利还扩大阿拉伯化在社会层面的影响，将一些社会标识也予以阿拉伯语化。阿拉伯化的快速推进引起了柏柏尔人的警觉，柏柏尔人举行抗议示威，1980年4月对抗活动升级为暴力冲突，柏柏尔人要求政府尊重民族文化，承认民族语言的运动遭到镇压，这场运动被称为“柏柏尔之春”。

1980年6月，民族解放阵线召开党的特别会议，批判了布迈丁时期工业化道路的错误，通过了新的五年计划。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时期，阿尔及利亚颁布新投资法，鼓励私营部门的投资，虽然总体经济环境不佳，但私营企业的运转基本处于良性状态。对于国有企业所面临的生产效率低下，产业布局不合理等现象，沙德利任命布拉希米为计划部长，负责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和重组。第一个五年计划未能完成建设目标，对阿尔及利亚经济产生了灾难性的影响。鉴于第一个五年计划令人失望的结果，1984年5月，民族解放阵线又通过了第二个五年计划，与第一个五年计划不同的是新的五年计划对私营工业部门给予充分重视。185年国际市场原油价格下降，对严重依赖石油出口的阿尔及利亚造成沉重打击。阿尔及利亚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帮助下进行经济结构改革，开始向市场经济转型，国有经济摆脱行政体系的控制，企业转变为独资公司。农业领域也进行了以结构重组、市场化和自由化为特征的改革，粮食产量提高，农业产业机构得到重组，农产品价格体系得到完善，但这些改革并没有缓解阿尔及利亚面临的粮食危机。

经济形势的恶化引发了政治上的危机，1988年10月的罢工演变成骚乱，政府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武装镇压骚乱。不久，伊斯兰主义者成为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沙德利承诺进行政治改革，这场动乱才开始平息。10月23日，政府公布政治改革计划，11月全民公决支持修改宪法。1989年2月，阿尔及利亚第三部宪法正式通过，社会主义的内容被删除，西方人权观念引入宪法，新宪法是阿尔及利亚走向多元民主政治的开端。7月国家通过新的政党法，多个政党获得官方承认，其中伊斯兰拯救阵线是最大的伊斯兰政党。在1990年新选举法颁布后举行的市镇选举和省级选举中，伊斯兰拯救阵线大获全胜，成为全国第一大党。1991年11月举行了议会首轮选举，伊斯兰拯救阵线再次获胜，为了阻止伊斯兰拯救阵线执政，1992年1月军队取消了第二轮议会选举，权力移交给刚刚成立的最高国家委员会。

九、阿尔及利亚政治危机与政治重建

最高国家委员会成立后，布迪亚夫就任主席，他努力扩大政权合法性基础，重新建立国内公共秩序，大力反复，净化政治生态。6月，布迪亚夫遇刺身亡，此后阿尔及利亚陷入了与伊斯兰武装的暴力冲突之中。以伊斯兰武装运动和伊斯兰拯救军为首的极端组织与政府军对抗，造成人民生命财产损失严重。1994年泽鲁阿勒被最高安全委员会任命为总统，开启了与伊阵的对话大门，到1995年7月，双方共举行了三次会谈，泽鲁阿勒宣布谈判失败。与此同时，反对派在罗马举行会议，发表了《政治和和平解决阿尔及利亚危机的宣言》。1995年11月，阿尔及利亚举行政治危机以来的首次总统选举，泽鲁阿勒成功当选。1996年11月的全民公决通过了宪法修正案，柏柏尔属性写入宪法，议会实行比例代表制，总统任期5年，不得连任2届等体现民主观念的内容体现了宪法的创新。1997年又举行了多党制议会选举和地方与省级选举。到1999年4月，布特弗利卡在新的总统选举中获胜，泽鲁阿勒时代结束。

在动荡的政治形势下，阿尔及利亚经济举步维艰。1990年到1995年期间，阿尔及利亚工业和投资处于负增长状态，农业、服务业和出口等也增长缓慢。1992年贝莱德任总理期间宣布阿尔及利亚处于“战时经济”状态，国民经济以恢复为主，到1993年马利克总理任内，加快推进市场化改革，国有企业和私营部门的发展都不乐观，直到1994年以后国际油价上升，阿尔及利亚经济才止住下滑趋势。

在外交方面，由于内战的破坏，阿尔及利亚在国际舞台上处于收缩和防御状态，内政与外交无法形成有机的互补。由于自顾不暇，阿尔及利亚较少参与国际事务，在与邻国关系上停滞不前，与西方关系也明显淡化。

十、布特弗利卡时代的阿尔及利亚

布特弗利卡执政后，为了走出内战危机，出台了《民族和解法》，并经全民公决通过。该法案为了实现民族和解，准许参与恐怖活动并愿意停止犯罪活动的人向政府投诚，并为其回归社会提供便利。同时，为了摆脱军队对政治的影响，布特弗利卡对军队进行洗牌，在政府中进行新的权力安排，总统的权威逐渐得以确立。2004年的总统选举，布特弗利卡取得连任，2005年他又提出了《和平与全国和解宪章》，进一步推动民族和解，对受害家庭予以赔偿。2008年，阿尔及利亚通过宪法修正案，取消了总统连任限制。2009年布特弗利卡再次赢得总统大选，随后出台了一系列经济改革方案。2010年12月，阿拉伯之春爆发，阿尔及利亚出现局部小规模骚乱，但没有演化成对政权的冲击。2011年布特弗利卡承诺进行政治改革，加快民主化进程。2013年布特弗利卡第三次连任，2017年在布特弗利卡的主持下，内阁会议通过了新的政府行动纲领，以应对当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局面。

布特弗利卡坚持“以经济改革为先导，逐步带动政治改革”，不断深化经济领域的改革，恢复和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在其四个总统任期内，根据经济发展需要，制定了四个经济发展计划。国有企业改革是阿尔及利亚向市场经济转型的重要步骤，但对关系国计民生的支柱性产业，国家仍掌握主导权，对经营不善的企业则通过私有化予以改组改造。2012年以前，由于国际油价高涨，阿尔及利亚油气产业发展迅速，此后，阿尔及利亚开始着手改变对石油美元的依赖，2016年制定了新经济增长模式，推动国家经济的多元化转型。私有企业处于政府政策的边缘，农业发展相对滞后，国民经济各部门发展不平衡现象明显。

为了摆脱外交困境，布特弗利卡积极改善国家形象，吸引外国投资。1999年阿尔及利亚承办非洲统一组织第35届首脑会议，重返非洲事务，2001年以后，阿尔及利亚与毗邻国家进行反恐合作，调节国家间冲突。积极推动马格里布一体化，缓和并改善与邻国的双边关系，反恐合作使阿尔及利亚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特别是与美国的安全合作，加强了阿尔及利亚与美国的关系，同时，与法国的外交关系也得以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