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9月28日至30日，“中国学的世界对话·阿拉伯国家专场”活动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刘金虎副教授在“中埃文化遗产保护与合作”议题环节进行了《从文献整理到遗产保护：中国与埃及在埃及学研究领域的合作路径与前景》的发言。以下为发言内容。

2026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就在不久前，习近平主席访问埃及，并在埃及主要报刊发表署名文章。习近平主席在文章中指出，中埃两大文明古国要“各美其美，做文明交流的榜样”，要深化教育、旅游、科技、考古等领域的交流合作，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对从事埃及学研究的学者而言，这实际上为新时代中埃两国在埃及学领域的合作指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方向。

一、以文献整理为基础，夯实埃及学合作的学术根基

现代埃及学首先是一门建立在文献基础上的学科。从象形文字的释读、古埃及语法的研究，到不同类型文献的整理与翻译，古代文献始终是认识埃及文明的重要基础。因此，中埃学者在埃及学领域合作的第一步，仍然应是原始文献的整理、翻译、研究与共享。

长期以来，中国的埃及学研究已经有了一定的学术积累。20世纪初期，著名的金石学家端方曾命人从埃及拓写了不少石碑，成为中国人最早收集和研究古埃及文献的尝试。到20世纪40年代，中国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先生曾在英国获得了埃及学博士学位。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部分高校和科研机构也开始按照国际埃及学的培养模式，培养了一批埃及学研究人才，并将不少古埃及原始文献翻译为中文。但是，与埃及以及欧美国家相比，中国的埃及学在原始文献的系统整理、数据库建设等方面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因此，未来可以进一步加强中埃学者在文献研究领域的合作。一方面，可以围绕不同历史时期的重要文献，开展联合整理与翻译；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共同建设古代文献数据库的方式，使一份文献同时具有原始图像、古埃及语转拼、语法分析、汉语和阿拉伯语翻译。这将使“文献整理”从传统意义上的资料汇编，进一步发展为面向未来的数字埃及学。

二、以联合考古为纽带，拓展文化遗产合作的新空间

埃及学的发展也不能离开考古学。近年来，中埃在联合考古方面也不断取得新的进展。2018年，中国考古队首次赴埃及卢克索孟图神庙遗址进行发掘工作。此后，中埃联合考古团队逐步在萨卡拉、孟菲斯等遗址开展合作，同时也综合运用了摄影测量、三维扫描等先进技术。

因此，未来中埃的考古合作可以进一步从单个遗址项目向长期合作机制发展。例如，可以探索“一个遗址、五组研究”的模式，即由考古、文献、历史、数字人文和文物保护五个团队共同参与，以一个遗址为对象，同时完成田野调查、铭文释读、历史阐释、数字建档和保护研究等多种任务。在这方面，西北大学可以发挥在世界史、区域国别、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等领域的优势，并与国内外考古和文物保护机构组成跨学科团队。此外，中埃两国还可以在文物修复、遗址监测、预防性保护以及灾害风险管理等方面进一步加强合作。

更重要的是，文化遗产最终需要进入社会，需要被公众理解、认识和传承。因此，中埃两国在博物馆层面的合作同样具有重要意义。2024—2025年，在上海博物馆举办的“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明大展”就吸引了大量中国观众，也成为公众认识古埃及文明的重要窗口。未来，两国还可以共同推动更多类似展览在两国落地，形成“考古—研究—展示”的良性互动。

三、从“研究古埃及”走向“以古鉴今”，深化文明交流互鉴

最后，我想强调的是，中埃两国在埃及学领域合作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增加多少考古项目、整理多少文献或者举办多少展览。未来两国的合作，应当进一步超越单纯的“知识输入”和“文化展示”，形成更加平等、开放和多元的文明研究合作模式。我认为，可以用三个关键词概括未来的发展方向。第一，从“资料共享”走向“知识共建”，不仅共同使用文献和考古材料，而且共同提出问题、共同开展研究、共同生产学术成果。第二，从“联合考古”走向“遗产共护”，把考古发掘、文物修复、数字化记录、博物馆展示和公众教育结合起来。第三，从“学术交流”走向“文明互鉴”，通过埃及学研究，使中国学者更加深入地认识埃及，也使埃及学界更加全面地了解中国的历史、考古与文明研究传统。

从长江、黄河到尼罗河，两大文明古国虽然相距万里，但对人类文明的共同关切却可以跨越空间与时代。今天，我们研究古埃及，不只是为了重新认识一个遥远的古代文明，更是为了理解人类文明如何产生、交流、发展与延续。面向未来，我们期待以埃及学为桥梁，以考古和文化遗产为纽带，以数字技术为新的动力，进一步推动中国与埃及在古代文明研究领域的深度合作，使两大文明在新时代实现更加深入的交流、对话与互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