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6月2日，凤凰卫视咨询台整点报道播出了对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赵广成副教授的专访。在此次专访中，赵广成副教授阐述了伊斯兰革命的前因后果和霍梅尼外交思想及其影响。

 赵广成指出，伊朗伊斯兰革命的远因可以追溯到公元1501年萨法维王朝的建立。该王朝把什叶派伊斯兰教定为国教，为近代伊朗的崛起提供了凝聚力来源和意识形态旗帜，但也在伊朗社会中植入了无法调和的政权与教权矛盾。1905年爆发的立宪革命确立了教士监护下的民主制，是解决政权与教权矛盾的一次成功尝试，但体现这一成果的1906年宪法并未被巴列维王朝贯彻执行。1979年的伊斯兰革命是王权与教权矛盾高度激化的结果。革命中确立的“法基赫监国”体制将政权和教权集中到领袖手中，500多年来第一次成功地解决了政治和宗教权威两张皮的问题。霍梅尼外交思想就是在伊斯兰革命酝酿、爆发和继续革命过程中形成的。

 赵广成认为，霍梅尼的人生经历、求学道路和从政过程为他塑造了三个政治身份：作为阿亚图拉的霍梅尼、作为君主制反对者的霍梅尼和作为伊朗人的霍梅尼。这三个身份决定了霍梅尼看世界的视角和出发点，也构成了他的国际关系和外交思想的渊源。霍梅尼外交思想是一个环环相扣但逻辑并非十分严密的体系，主要包括六个方面的内容：穆斯林大团结思想、输出革命思想、伊斯兰圣战思想、欲盖弥彰的民族主义思想、和平共处和国家间关系思想以及有选择地吸收西方文明成果的思想。

赵广成强调，在伊朗人外交理念的光谱中，霍梅尼外交思想无疑位于保守、极端和激进的一端，而伊斯兰共和国以此作为外交工作的根本指导思想，这是革命后伊朗外交发生逆转并且至今无法脱困的根本原因。但是，霍梅尼外交思想的一个突出特征是不像其言论那样僵硬，而是允许并要求在实践中不断进行调适。正因如此，霍梅尼关于外交政策的言论有时自相矛盾，经常对同样的事态做出截然相反的论断，不同情况下对同一事态的阐述也不尽一致，这都表明其外交实践的弹性和外交思想的工具性。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霍梅尼执政至今，伊朗外交可能早已进行了大的调整。这种大调整之所以没有发生，根本原因在于当今领袖哈梅内伊缺乏对霍梅尼外交思想进行创新和发展的权威和勇气。